導演
導演闡述
我的“地平線”卻實實在在存在于歷史的長河之中。20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農民終于把他們的視野伸展到了束縛他們多年的“地平線”之外，從此，一個新世界被發現了。因為歷史的厚愛，這種自下而上的行動同當代中國領導階層的戰略方針不謀而合，并為后者所接納和加以發揚，成為一場更大范圍革命的開場白。我的創作沖動正產生于對歷史博物館的參觀。當時，作為歷史見證的這件文物——安徽鳳陽18個黨員的秘密決心書給了我如此的震動，以至我站在玻璃柜前久久不能邁步，一種歷史的悲壯感和凝重感猛然而起。我只是企圖客觀地真實地為今天的改革開放作一番藝術的溯源，記錄下當年那感人的一幕，為今人和后人留一份可使他長思再三的形象材料。[1][1]
編劇闡述
《走出地平線》是我寫成的第一部電影。天下沒有寫不好的題材，就看你寫的人筆下那點功夫道行了。而能不能寫好它，首先還得取決于敢不敢寫想不想寫，愿不愿意為此拿出點“血本兒”本。假如有朋友因此嘲笑我的“不清高”“不超脫”，居然寫這樣的電影，我對他們也只能報以苦笑了。少年時的我在安徽大山里做過三年農民。那是餓得很厲害的三年。是那些土得掉渣的“大爺”“大嬸”“大姐”“大哥”保下了我這一條小命。面對“農民”這兩個刀刻火烙的字，我有一筆必須償還的良心賬。在他們面前,我沒法“清高”，我不能“清高”。
我們是一個大國。我們的電影是一個大國的電影。我們不能要求我們的每一部電影都端足了架子、故作姿態地追求那種“大氣度”。但是，如果從美學總體上,我們的電影做不到“讓人民真正走上銀幕”，無論如何怎么解釋，它也是一種“貧血癥”癥狀。而且還可能是一種“再生障礙性”貧血。這十幾年，我們的電影鏡頭更多地更深地探入到普通人的心靈和生存狀態里邊，表現真正的人的生活意味，顯現了一種少見的豐富細微和多樣，最后又融匯成一股強大的審美張力。
而對于像《走出地平線》這樣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寫好人物，便是它存在的基礎。甚至可以說是別無它途的“奈何橋”，必須過，不得不過。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路可走：拿出一組各具特色的、非扁平的、非類型化的、非符號性的、實實在在的人物，用他們來建構這部影片。我的這想法聽起來特老式、特沒勁、特不新潮、也特本份。但現在看來，它的確救了我。它使我從那個被千百人寫過了的“事件”里掙脫了出來。使這部影片獲得了這樣的品味：它不是一部寫分地的影片，而是一部寫人、寫人的生存欲望的影片。[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