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制作
關于《希望之旅》——寧瀛
我一直想拍攝火車上的故事。小時候回老家，坐火車的經(jīng)歷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87年我從意大利留學回來，自己寫的第一個劇本也是火車上的故事。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現(xiàn)。97年做完《民警故事》，我輕松下來，自己坐京廣線轉(zhuǎn)了一圈，發(fā)現(xiàn)大城市間的火車已經(jīng)非常現(xiàn)代化，跟我小時候的記憶完全不同了。雖然有些失望，還是編了個故事，想拍故事片。后來收到日本廣播基金會的邀請信，說他們每年舉辦亞洲電視項目策劃競賽，獲獎者可以得到一筆獎金，我就把故事梗概送去了。沒想到真的獲了獎。
獲獎以后，我開始對自己寫的故事不滿意，于是到處打聽關于火車上的故事。后來一個記者朋友告訴我，他好多年前曾經(jīng)在四川開往新疆的火車上看到過大量的農(nóng)民，都是去新疆采棉花的，很多農(nóng)民是第一次離開家鄉(xiāng)，第一次見到火車。直覺告訴我，這里可能有意思，就決定去看一看，雖然并不知道究竟能碰到什么情況。
我們一共三個人，我，攝影郭剛，還有一個負責后勤。當時在北京可以買到剛剛上市的小攝像機，聽說質(zhì)量非常好。我們就買了攝像機出發(fā)了。
我已經(jīng)拍了四部故事片，每次都是幾十口人一起行動。忽然間三個人就這么出發(fā)了，那種自由的狀態(tài)讓人愉快極了。不管別人怎么想，對我來說，拍故事片是找罪，拍紀錄片才是真正的找樂。如果說故事片是組織“奇跡”發(fā)生，而紀錄片則需要巨大的耐心等待和捕捉那些生活中正在發(fā)生的“奇跡”。紀錄片的拍攝過程更像打獵，充滿了刺激。
郭剛一開始拍攝就發(fā)現(xiàn)他用慣了BETA攝像機，覺得小攝像機不穩(wěn)，而我拿著重量正合適。我跟郭剛在拍攝《夏日暖洋洋》中剛剛合作過，他是我的副導演，在創(chuàng)作方面我們非常有共鳴。我建議讓他采訪，他教我怎么使用攝像機。我們在車站附近住了下來，白天出去拍攝，晚上回來看拍攝素材，互相上課。有一天，郭剛說，你的攝像水平已經(jīng)超過廣院攝影專業(yè)四年級的水平了。
而我早就對他的采訪能力欣賞得一塌糊涂。
我們出發(fā)的時候說好了，如果第一趟拍攝不行還可以再來第二次。結(jié)果拍攝很順利，一次的素材就足夠了。
在火車上拍攝有很多技術上的難題，人多，沒有休息時間，尤其是沒法看素材。我們只有一塊能夠維持10小時的電池，四川去新疆的火車是三天兩夜，火車上沒有充電的可能。記得我們幾乎沒有什么睡覺的時間，到后來我站著都快能睡著了，一臺小小的攝像機顯得那么沉重。影片后半部那些必須站在車廂椅背上，拍攝人們沉睡的俯拍鏡頭都是郭剛爬上去完成的。
拍電影也好，拍紀錄片也好，最難忘的不是生活中的困難，也不是拍攝時的各種障礙。因為這些都會被創(chuàng)作的興奮所取代。拍攝過程中我經(jīng)常被幾個解迷一樣的難題困惑著：我的攝像鏡頭應該對準誰？為什么？
晚上我們一直在等待拍攝大家昏昏入睡的狀態(tài)，就是等不到。大家都很興奮，永遠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玩牌，永遠有人在好奇我們的攝像機。反正就是沒有睏的時候。我看著車上的農(nóng)民們，想著他們離開四川山清水秀的一片綠色，長途跋涉去新疆打工，等待他們的是戈壁灘一望無際的沙漠，他們會失望嗎？是什么讓他們這么興奮不已？
漸漸地，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我周圍其他人的影子。我們都是歷盡艱辛要追求幸福的人，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而我們并不細想－－可能也想不明白－－明天究竟是什么樣的，是什么地方，要是明天醒來看到的是一片沙漠呢？我們在充滿了希望的旅程中，我們都是“在路上”的人們。
火車喇叭里在不停地播放各種節(jié)目和音樂，那些熟悉的西方浪漫派時期的音樂常常把我?guī)Щ赝甑挠洃浝铩＼噹锏教幨侨耍腋憬銓庒吩谝巫拥紫落伾蠜鱿瑧蚺扇耸澜绲囊?guī)矩。是我童年回憶里少有的幸福時刻。
后來影片剪輯過程中，絕大部分的音樂都是我們在火車上錄制的，只有很少部分是我另外選擇的。
我跟郭剛商量著，把我們的思考作為采訪的主題，問題緊緊鎖在幾個關鍵的問題上，“幸福生活應該是什么樣子的？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你幸福嗎？”
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國內(nèi)也放映了好幾場。我發(fā)現(xiàn)每次在國內(nèi)放映，觀眾里總會有人對影片的采訪話題提出質(zhì)疑。一些很年青的學生問我，“你為什么會去問農(nóng)民這樣的問題？”言外之意就是，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才會有的問題，這不是一個農(nóng)民考慮的問題。
首先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居然沒有看到，影片里所有被采訪的農(nóng)民都在的的確確地“回答”我們的問題。當我們問到一個農(nóng)民“生活中什么最重要？”，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生命最重要，理想最重要”。我恐怕永遠都忘不了拍攝這個鏡頭的那種感動。
當然拍攝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合作。記得一次采訪一個干部模樣的中年人，郭剛跟他足足纏了有一個鐘頭。我一直在后面端著攝像機拍攝。他的回答永遠是：“我不跟你們說話。跟你們說話管用嗎？這樣的問題有什么意思？”最后我們都憋不住噴笑起來。
拍攝紀錄片很多時候是外界因素促成的。比如說，《希望之旅》以后，我又給聯(lián)合國兒基會拍攝了一系列專題紀錄片，雖然很多時候拍攝題材是別人指定的課題，拍攝對象是我陌生的。這種時候，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找到我跟拍攝對象的共鳴，然后才是怎么拍的問題。
當我舉著攝像機的時候，鏡頭前面是不是農(nóng)民不要緊，端攝像機的是不是知識分子也不要緊。我總在想，他們跟我有什么關系？如果一部影片自始至終都在拍攝“別人”的故事，跟“我”無關，那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感興趣。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巨大的，跟自己休戚與共的因素驅(qū)使著，任何人也不會愿意享受拍攝電影的痛苦。
創(chuàng)作的過程是認識自己的過程，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震撼心靈的詩一般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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