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名叫《中國》的紀錄片是安東尼奧尼應中國政府的邀請來中國拍攝，但因拍攝出來的影片不符合中國官方對內容的要求而受到全中國至上而下的批判。安東尼奧尼原來的計劃是在半年的時間里進行拍攝，而中方只提供了在他們規定的路線上的22天的拍攝時間。因此，影片在很多時候仍然是外國人眼中的(同時也是中國官方所愿意提供的)中國形象，大量事先安排的拍攝場景、環境和人物在中國人眼中很容易辨認。但正如安東尼奧在來中國之前寄往北京的“意向書”中所說的：“我計劃關注人的關系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我意識到我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于是在大量的限制之外，安東尼奧尼的攝影機朝向了日常之間的縫隙，他以攝影機的目光對上他所感興趣的每一個中國人的目光，有時甚至是侵略性地“瞄準”直到對方躲開。攝影機并沒有試圖與拍攝對象建立某種關系，而以自覺地以外來者的身份袒露兩者之間的互為差異。安東尼奧尼用他對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的影像直覺拍攝了這部他自己所稱的“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影片。 安東尼奧尼眼中的“中國” 【受邀來華拍片】 　　在中意重新建交后的1971年5月，一個由當時外貿部長率領的意大利代表團訪華，緊跟著7月20日，意大利國家電視臺向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出公函，希望在中國拍攝一部紀錄片，并委托安東尼奧尼擔任導演。 　　1972年，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政府的邀請下來到中國拍攝紀錄片，他自稱是“一個帶著攝影機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帶任何教育意義的紀錄片，在來北京前幾個月，安東尼奧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書”中曾寫道：“我計劃關注人的關系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我意識到我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 【突如其來的大批判】 　　由紀錄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紀錄電影史上并不鮮見，這部被貝爾托魯齊認為是“真正描繪中國城鄉詩篇”的紀錄片《中國》也使得安東尼奧尼在當時的中國遭到了未曾預料的批判。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也是《中國人民不可侮》系列評論的第一篇。 　　至此對于安東尼奧尼的批判就如暴風驟雨般而來。批判安氏的活動持續了將近一年時間，僅1974年2月和3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了一本200頁的書，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來自全國各條戰線。 　　對于中國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偉大成就不屑一顧，而是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場景，這可以說是當時國人批判安東尼奧尼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東尼奧尼要拍什么‘偏遠的農村’、‘荒涼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計劃”，“在鏡頭的取舍和處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進步的場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時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諸如此類。 　　作為“天生的悲觀主義者”，安東尼奧尼眼中的世界確實是不完美的；作為西方現代電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視通過影片表達自己的個人體驗。但是由于當時中國對于西方紀錄電影觀念的極大差異，以及中國當時所處的特殊政治時段，使得這種個人體驗似的影像表達成為了被批判和被指責的對象，安東尼奧尼的名字甚至被編進了兒歌之中。 【在自己的國家也受到攻擊】 　　1964年安東尼奧尼曾憑借《紅色沙漠》在威尼斯電影節上一舉斬獲“金獅獎”。時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藝術雙年展上，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鳳凰劇院上映，但消息傳出之后由于受到各方壓力影片最終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影片之前還加映了安東尼奧尼新片《職業：記者》的片段，出乎意料的是，正要進入影院的安東尼奧尼被突如其來的一大群觀眾包圍住了，面對這一切，安東尼奧尼有口難辯，不僅不被中國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國家也受到攻擊，并被指責“背叛了中國”。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學術觀摩在北京舉行。安東尼奧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兩人為《中國》與中國32年后的“重逢”寫來致辭：“這個等待很長，但應中國政府邀請而拍攝的《中國》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一事給了他巨大的滿足，并想借此機會再次向你們表達他的感情。他祝愿這部影片能盡快與全中國的觀眾見面。” （記者：張悅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