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拍攝任務后，凌子風先認真研究了劇本。他認為，劇本給每個人寫了一段身世，是平均主義的做法，等于沒有重心的八幕戲。于是，他提出修改劇本，選擇胡秀之作為代表人物著重刻畫。顏一煙起初不同意，但經過考量還是決定服從導演的意見。于是，由凌子風直接操刀修改劇本。他為胡秀之設計了剪去象征“封建疙瘩”的舊式發髻、第一次行軍禮手心向外等細節和負傷后強忍劇痛追趕隊伍的情節以展示其成長過程。
該片的誕生源于中共中央宣傳部于1948年11月發出的《關于電影工作給東北局宣傳部的指示》。根據指示精神，東北電影制作廠加緊相關劇本的組織和拍攝工作，調遣人員進行“寫工農兵”的創作，其中的“兵”就是指東北抗日民主聯定罪。抗聯將領、時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馮仲云建議東影用電影形式表現抗聯事跡。這一創作任務交給于敏和顏一煙，二人后來分別編寫了《趙一曼》和《中華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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