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非洲的一次故地重游
來自于法國的女電影人克萊爾·丹尼斯（Claire Denis）再一次利用她對在非洲所度過的童年的回憶，自編自導了這部《白色物質》，繼而對一個完全顛覆了的社會體系，做出了一次極端深奧、有影響力且個人化的反芻，不但敏銳地捕捉到了當代的政治風潮，同時也蘊含著感人至深的個人情感……事實上，早在1988年的大銀幕處女作《巧克力》（Chocolat）的時候，丹尼斯就已經關注過非洲這片廣袤的土地了，如今故地重游，她選擇將善于捕捉真摯且帶有濃濃的鄉愁的電影氛圍的鏡頭對焦在了一個法國女人的身上，由于她過度專注于她所經營的咖啡種植園，結果對周遭的環境的變化和現實都置若罔聞，盲目到不肯離開這片戰火紛飛的土地，讓自己也身陷在了愈加糟糕的危險當中——就這樣一個不斷地受到政治和種族沖突的脅迫的女人而言，中間還夾雜著情緒化的沖動所帶來的碰撞，丹尼斯對她做出的是一個帶有強迫性的驚人描述：為了保護住她在非洲擁有的一片土地，同時那里也傾注了她全部的熱情，她可以變得異常粗俗且殘忍無情，在這片廣闊但麻煩重重的大陸上經歷了一次想象不到的復雜的蛻變。
一直以來，克萊爾·丹尼斯的身上都帶有著濃厚的非洲情結，也許這要源于她曾有過的一些童年經歷，而她之所以制作了《白色物質》，也是為了把它獻給一位非常受她尊重的作家，她要表達的是最為真誠的致敬，丹尼斯回憶道：“沒錯，我希望把這部影片獻給索尼·拉布·坦西（Sony Labou Tansi），他是一位來自剛果的作家，與他的妻子死于上世紀90年代初，他們都是被艾滋病奪走了生命的……毫無疑問，坦西是一位非常偉大的文學家，同時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你能夠從他的作品中看到受到了極大的認同的品質、清晰的透明度和睿智的幽默感。坦西的作品大多是以他的國家作為背景的，他非常地活躍——事實上，他的著作都被歸類到了反動的言論體系當中，正是因為這個，他的艾滋病才會沒有得到及時的救治，繼而為此獻出了生命。”
不過，在克萊爾·丹尼斯自成一派的創作理念當中，她最開始賦予《白色物質》以故事靈感的時候，并不只是單純地對女主人公瑪麗亞·懷爾身上發生的一切感興趣，丹尼斯表示：“其實我想說的是，所有的一切都開始于伊莎貝爾·于佩爾（Isabelle Huppert），她一直在尋找一個可以和我合作的機會。我記得有一次她問我，是否看過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寫的小說《野草在唱歌》（The Grass Is Singing）……我的回答是，‘當然了，而且我不僅知道這本小說，它還是我的第一部電影《巧克力》的靈感之源呢。’不過，我的家庭狀況與萊辛的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因為我們雖然在非洲生活過，但從沒有真正定居在那里，更別提經營農場了，我們家似乎總是在搬來搬去，所以對于這方面的知識，我是一無所知的——鑒于這個原因，我也對于佩爾明確地表明了我的立場，我的問題出在我對那個時期的非洲沒什么興趣和好奇心，也不想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制作一部電影作品，我更想描述的是一個現代化的故事。后來，我在電視里看到了一些相關的新聞報道，然后將這些我能用得到的元素全部融合到一起，終于得到了一個以此為前提和假設的電影概念。”
雖然同樣以非洲作為故事背景，但《白色物質》與之前的那部《巧克力》卻是完全不一樣的，也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關聯性，克萊爾·丹尼斯說：“我想說的是，我完全是根據自己的回憶制作了我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的，講述的是某個人回到了自己成長的地方，在記憶的閃回與現實生活中苦苦地尋覓、摸索著。”
在過去20年的時間里，非洲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包括一些政策的變更，對西方國家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和深刻的影響，比如說津巴布韋和盧旺達對白人開辦的牧場以及種植園的查封，不過在克萊爾·丹尼斯看來，這些變化對法國的影響遠比英國要小得多，她形容道：“至少我對此沒有什么太為深刻的感觸和反思，雖然我完全相信津巴布韋是一個非常瘋狂的國度……相比較而言，我對南非要更加地了解一些，因為我去過那里很多次了。至于盧旺達，則要屬于另外一個故事范疇了，發生在那里的可不是什么內戰，而是泯滅人性的種族大屠殺——對于這樣一個有著沉重的歷史的國家來說，你是沒辦法只是靠著簡單的靈感就去制作一部電影作品的，你必須得對那里有著清晰、通徹的了解。雖然我并沒有在《白色物質》中標明整個故事到底發生在哪里，但我確實從像位于西海岸的塞拉利昂和肯尼亞這樣的非洲國家的風土人情中得到了很大的創作動力，包括我在影片里提及的那些兒童士兵們，也許還會讓你特別想起利比里亞和尼日利亞。”
令人同情的兒童士兵
在克萊爾·丹尼斯所付諸的電影想象力中，她顯然把那些拿著武器進行殺戮的孩子們當成了受害者，丹尼斯說：“對于我來說，他們都是犧牲品，這種感覺真的是很痛苦、很心酸……不管他們曾經做出過多么不可饒恕的暴行，你都沒辦法對他們真正仇視或怨恨起來，因為他們完全是由環境造就出來的——首先，他們都是孩子，其次才是拿著槍的士兵，我想，如果他們有得選擇的話，他們更愿意有一個天真、無憂無慮的童年，這也是我在影片中努力傳達的一個信息。”
由于對這些兒童士兵有著極深的不舍與動容，克萊爾·丹尼斯還特別將《白色物質》的最后一個鏡頭留給了一個年輕的叛軍，她解釋道：“也許，屬于瑪麗亞的故事已經結束了，但是對于我來說，為孩子們留下一個伴隨著希望成長的機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也屬于文化傳承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有瑪麗亞的兒子曼紐爾——他的扮演者是尼古拉·杜沃歇爾（Nicolas Duvauchelle），作為一個年輕人，雖然他這個人確實是有點瘋狂，但還沒有被這個體系徹底地腐蝕或破壞掉，這也意味著他很可能會走上一條和他的媽媽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故事發展到最后，我們能看到他正在和其他的孩子們玩耍，顯然，對于他來說，他所經歷的一切更像是一場游戲，或者代表著某種靈魂上的釋放以及自由。”
除此之外，克萊爾·丹尼斯還在影片中安插了一個電臺DJ的角色，其實他的真實身份是為反叛軍通風報信的，只不過他的存在對于整個故事而言并不是至關重要的，丹尼斯說：“任何一部電影作品都需要類似的連接不同線索的過場式的人物……電臺在非洲可以說是非常地普遍，幾乎是無處不在的，不管任何地方，你都沒辦法在沒有電臺的情況下生活——所以，我在故事中安排了這樣一個角色，他專門給人們提供消息，告訴他們什么時候應該逃走。《白色物質》中的白人們正打算撤離這片土地，所以如果你是站在反叛軍這一邊的，那么就得小心了，你很可能會因此被殺死。”
《白色物質》從頭到尾展現出來的都是一種搖擺不定的矛盾情緒，這也許與克萊爾·丹尼斯所持的中立的立場有關系，因為她真正在乎的并不是政權體系的改朝換代，反而要更加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丹尼斯承認道：“說實話，不管是政府還是反叛軍，都沒有他們表現出來的那么偉大，尤其是他們竟然讓那些兒童士兵陷入到了一種如此危險的境地，對于我來說真的是莫大的悲哀……我相信大家的觀點應該和我是一樣的，在我看來，不管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孩子們都不應該以這樣的方式被殺死。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我的喜好與傾向性是非常地鮮明的，我不想成為迂腐的陳詞濫調的囚徒，但就這一點上，我的想法還是非常地清晰、透徹的。”
也許，影片中的瑪麗亞的所作所為并不能完全地讓人信服，甚至還有很多次是令人失望、心生憤怒且不敢茍同的，尤其是當她將種植園的工人們的性命置于危險的境地中的時候……但是，你也很容易對她產生憐憫和同情，畢竟，她的一生都是在這片土地上度過的，怎么可能輕言放棄和離開呢？克萊爾·丹尼斯說：“有的時候，我也挺厭惡瑪麗亞呈現出來的某些特征或付諸的做法的，但她這個人也并不是完全的一無是處，她擁有的是堅定的信念，至少是完全相信自己的，所以她具備著絕對的動力可以把災難轉換成某種對她有幫助的正面力量，因為她所處的那個家庭沒有一樣是讓她感到滿意的，更談不上成功了——我想，這也是我為什么這么喜歡瑪麗亞的真正原因，很大一部分要歸咎于她的扮演者伊莎貝爾·于佩爾，她賦予了這個角色一些與眾不同的特色，徹底地點燃了她的熱情和能量。”
就整部影片而言，克萊爾·丹尼斯最喜歡的那部分內容則出現在瑪麗亞騎摩托車的場景當中，她把她的手伸向空中不斷地揮舞著，丹尼斯認為：“顯然，瑪麗亞非常享受這樣的時刻，因為她感受到的是純粹的自由，她覺得自己是主宰著整個世界的女王，所以她不想離開這里，更不想變成任何人……與此同時，我還利用幾組場景展示出了一種微妙且精細的情感，比如說瑪麗亞領著種植園的工人們去看他們睡覺的地方時，攝像機只是簡短地捕捉到了被扔在地板上的幾塊破舊的毯子——她深愛著非洲，包括那里的人民，只是她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事實上，瑪麗亞過著的是和她公公一樣的生活，并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雖然她自己不這么覺得，但真相就是如此，不容得她有任何置疑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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