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某種類似“朝圣”的心態，我觀看了安東尼奧尼的《中國》。雖然自己也不知道要朝哪門子圣，但周圍坐在影院中的人，臉上都現著一種特別的亢奮，讓我聯想起在大學里聚眾看A片的日子。

　　看這么一部嚴肅的冷峻的紀錄電影，卻讓眾人有看黃片般的刺激，不知道是借著安東尼奧尼的魅力，還是因為“神秘的1972年的中國”。

　　做為我，自然愿意從一個紀錄片制作者的角度來接近這部影片。看這樣一部3小時40分鐘的電影，腦中的印象就像是安東尼奧尼用22天為中國留下的影像一樣，表象、龐雜、驚奇。以下只是部分雜想，要理清整部影片，畢竟不是一時之功。

　　如何在短時間內接觸、體會，并最終表達出“中國”？這無疑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最厲害的外國大師，短時間內對中國的了解也不會超過一個最普通的本地農民，所以安東尼奧尼只選擇了自己的觀點和視角，他把自己設為一個游覽者、觀察者，這從創作的角度上講就已經立起來了，因為從道理上講，沒人會質疑持個人立場的藝術作品――但恰恰在當時的中國，他的個人立場被扣上了大帽子――所以安東尼奧尼面對的情況是：你所拍攝的對象并不愿意你用個人立場來表達。這是某種矛盾，而這種矛盾最終體現于影片中，這從某種程度為這部電影增加了分量。因為22天對于一部紀錄片來說遠遠不夠，尤其是對一部“全方位”表現的片子來說，但好在有上述那種“矛盾”，于是某種真象在鏡頭前樹立起來，這為整部影片提供了“神”。

　　在政府官員的“陪同”下，影片幾乎有一大半場景可以說是“制造”出來的，雖然這種“制造”也可以算做某種“真實”，但這種真實顯然遠遠不夠，也不足以用那么大的篇幅――雖然可以想像安東尼奧尼已經剪掉了更多部分。所以影片最可貴的影像，是那些無法“制造”的現實，廣場、街道、建筑、古跡、山野、堤壩、耕田，街上行走的人群和他們的面孔，那個騎著自行車松開雙手悠著打著太極拳的老頭，那個纏小腳的老太太……所以影片用了很多變焦鏡頭，遠遠地拍攝著那些珍貴的影像，你可以感覺到攝影機闖進真實世界時在貪婪地大口呼吸。那個在高強度計劃經濟下偷偷存在的小集貿市場，人們的表情多么值得品味，“安東尼奧尼突然闖入一個山村，把攝影機對準那里的群眾。”村民們在攝影機前的反應和動作，讓創作者與被拍攝對象有了種最直接的交流，在紀錄片里，這種交流并不總是好事，但在《中國》里，這種交流尤為必要，因為這是創作者接觸到“人物內心”的唯一辦法。安東尼奧尼一直說本片是關于“中國人”的，他也拍到很多面孔特寫，但他知道，在這種場合，才是最需要大量特寫的時候。

　　影片的很多段落，現在看來都略顯冗長，不少鏡頭的拍攝和銜接似乎也比較散亂，或許是比較隨意，也許這才能代表安東尼奧尼對中國的印象。但大的段落構成仍是清晰的，這并不單單指按地域劃分的形式，而是指具體事件的轉換，比如由女人生孩子到描述小孩、表現家庭，從而轉到工作和單位――進一步展現社會機構。在影像節奏感的控制上仍看得出安氏的用心，色調、運動、音響上都有不同的變化，這里不展開細談。走了北京、林縣、南京、蘇州、上海等地方顯然不足以代表“中國”，但這種觀察模式和影像方法卻有一定的代表性，幾年后的《從毛澤東到莫扎特》也就是這種路子。

　　不少人對最后二十分鐘沒完沒了的雜技表演不太耐煩，其實影片有很多段落都以一種“異于平常中國人”的興趣在關注著，這也符合安東尼奧尼某種“獵奇”的本意――在當時來說，中國無疑是具備很多“奇”的。所以在影片表現中醫麻醉進行剖腹產的段落里，安東尼奧尼有點忘形地對準那些血和肉。把一次誕生放在第一部分倒是蠻不錯的素材，但他找不到方法再拍攝一次死亡放到最后一部分了，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一次雜技表演，一次雜耍，一種用身體血肉來進行技能探索的群體娛樂活動，而且這玩意很讓人沉迷，不僅僅是外國人。我不想說這是對中國的某種暗喻或諷刺，我只覺得這種處理很有新意，很有點故左右而言它的意味，哪怕還是太長了些。

　　有人討論過，《中國》倒底是藝術價值大些還是資料價值大些，這對不同的觀眾來說應該有不同的意義，而我認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國》的藝術價值和資料價值是合一的，這就是紀錄片得天獨厚的優勢。而《中國》這部影片，安東尼奧尼所做的工作，從某種層面上來講就是一種“資料性的紀錄”。他對這一題材的藝術處理，更多是基于對現實的客觀紀錄，并沒有太多主觀性的東西，雖然話外音也有一些評價，但更多是介紹性質，他的觀點藏于暖昧的影像中。

　　《中國》是這樣一種片子，它巨大、冗長，讓你在看的時候會產生厭倦的情緒，但當你看完，沉靜，并思考的時候，它開始余味無窮，甚至讓你有些戀戀不舍。就像生活本身一樣。

本文轉載自網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