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實說，
《幸存日》和《云下的日子》兩部電影，都是小成本電影，故事都發生在中國最偏遠的省份（之一？）：貴州。導演閆然也是電影圈的新人，這兩部電影是他進入這個圈子的敲門磚，磚頭又粗粒又沉重，帶著一些忐忑不安又分明想說的太多。《云下的日子》講的是1980年改革的春風吹到邊陲，《幸存日》則是沉重的現實中處于礦難中個體生命的浮沉。
貴州顯然是中國的象征，貴州在中國，有如中國在世界，而兩部電影中的主人公，都是弱勢群體，因為年齡、閱歷、身份、地位而處于觀察世界、或者等待救援的境地，然而他們有觀察力，即便是小孩子也有他們的洞察，而礦工則在經驗的幫助下，學著欺騙自己并最終有人逃出生天。只要觀眾不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就會覺得遙遠的貴州，與你的現實很是相似。這兩部電影的重要參與者，是作家歐陽黔森，尤其是《云下的日子》里有著諸多的政治隱喻，和對當年的搬演，那個丟了鑰匙的瘋子，就很有《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感覺。正如喬治·奧威爾的《1984》中的名言“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將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作為普通人，看回1980年的改革之風和現實之輕重，通過電影的表達，可以說是我們所有的過去，都與未來息息相關。我們的未來，取決于現實。至于過去究竟如何，則在未來才能判斷。
青年導演往往會給自己固定于一個風格模式之中，由這個風格模式，來打出自己的品牌。但閆然的《幸存日》是一部礦難的災難片，《云下的日子》是一部帶有溫情氣息的懷舊喜劇。兩部作品，一部立足于當下與人性，一部立足于過往與變革，在類型、風格、元素上完全不同。雖然不能說兩部作品都是成熟的，完美的，但從所包含的信息量上看，導演的確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要知道，想要游弋于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型電影上，還能完整的敘事，并且能打動人，以現今的華語青年導演的水準來說，閆然是處于上游的。
同時，兩部影片并非是“概念性”的作品。所謂概念性，指的是一個導演拍攝出了一種風格的作品之后，就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之后還會有人對這種“概念性”趨之若鶩。類似于
賈樟柯的“小鎮電影”，就曾被無數影迷追捧。并非說賈樟柯“小鎮電影”拍攝的不好，但作為新導演，還是應該以創新為主的。與“概念性”并存的另一個問題是，華語電影往往是角色的符號化明顯?？吹揭粋€黑幫分子，看到一個農民工，之后的故事就會順理成章。但《幸存日》中的礦工、《云下的日子》中的小偷、知青、逃婚女，不但看不出符號化，還特別地接地氣。從以上的兩點來說，看得出閆然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導演。兩部影片的差異，證明導演是在挑戰電影藝術的差異性，而不是為了電影而電影的趨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