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指出的是，強調以人民為中心進行創作，并不排斥像魯迅先生那樣以筆作為解剖刀，深刻剖析我們的“國民性劣根性”。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使歪風邪氣不僅泛濫于官場、商場，也風靡于民間。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同樣也是復雜的矛盾統一體。他們身上，同樣也有人性的落后面，也有精神的痼疾，也有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國民劣根性”的東西。倘若一寫到或一拍到他們，就只是一味地同情與贊許，那也不是很可取的。我個人認為，現在我們在表現官場和商場時，作品并不缺少批判的鋒芒，但在表現底層人們的時候，往往凝視多于審視，同情多于是解剖，甚至只有凝視沒有審視只有同情沒有解剖。這，會減弱作品的現實品格和現實主義力量。

    還應當指出，強調以人民為中心進行創作，就要摒棄“惡劣的個性化”和過分的“邊緣化”的創作。藝術家，在相同的道路上各自失敗，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沒有藝術個性，不敢領新標異，是不可能有大作為的。但藝術個性和領新標異，與“惡劣的個性化”和過分的“邊緣化”是兩碼事。我們在創作中，需要有老黑格爾所說的那種“常醒的理解力”，需要關注“人類共同的認知”。早些時候，我讀到艾斯特哈茲·彼得一段很有意思的的話。他在評介皮娜·鮑什的表演時說過：“把臉埋進洋蔥里，自然會哭泣。藝術的問題在于：如何將私人的體驗與感受轉化為共同的認知，如何將個人的哭泣(或對哭泣的模仿)轉化為舞臺上的哭泣和觀眾的哭泣。在臺上真正地去哭還不夠，誠實僅僅是個起點……”歷史的發展方向，不取決于少數杰出人物的意志，同樣也不取決于個別和少數平民百姓的意志，它取決于整個社會的“合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只有在作品中“將私人的體驗與感受”轉化為“人類共同的認知”，才有可能在真正的意義上征服觀眾并與觀眾心靈相通。有位作家朋友總結：“美國主流電影幾乎全是真善美戰勝假惡丑，正義打敗邪惡。看來，這是最大的商業價值。”我認為，這位作家朋友的意見中有很值得思考的東西，有很合理的內核。

    綜于上述，我們在電影、電視劇的創作中既要有平民情懷，又要有藝術家的良知。一個成熟的作家和藝術家，需要有自己獨立的審美立場和價值判斷，進而確定作品與生活現實的關系、作品與未來發展的關系。我一向認為，沒有文學支撐的導演是走不遠的，沒有理論支撐的作家和編劇也是走不遠的。藝術創作是一場馬拉松競賽，時間，唯有時間，才是文學藝術作品最權威最公正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