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爾·庫斯圖里卡

    1905電影網訊 1995年，布羅茨基以《悲傷和理智》一書，審視歷史的本質和流亡者的困境，而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突飛猛進的中國電影市場，一場新浪潮論壇以“悲傷和理智”為題，探討了電影的民族性，主講人是本屆上海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主席埃米爾·庫斯圖里卡和編劇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茨，出席活動的還有中國的青年導演楊超、李霄峰和潘安子。

    作為幾乎從不失手的大神，庫斯圖里卡以塞爾維亞和波蘭的歷史沿革，闡述了電影與歷史、民族的關系；在審視當代電影時，他又窺出了互聯網帶來的注意力的潰散，以及紅毯等眼球經濟對電影的喧賓奪主。

    對于眼前的中國，他指出IP改編熱潮使中國銀幕建構在不真實的世界之上，還諷刺“如果把人類打造電影的可能性進行量化的話，很多人的愚蠢性也可以被量化”，一針見血戳破“大數據拍電影”論。

電影與民族性：創作血液深植于你來的地方

    庫斯圖里卡來自于塞爾維亞，一個位于歐洲“火藥桶”巴爾干半島的國家。在過去的兩百年里，社會經歷的變化，使南斯拉夫人有不同的背景，文化也不盡相同，歷史上的波折與動蕩，就成為了好的電影素材，“當然了，對我們人民的生活來說不是好事，但是對戲劇來說是好事”，庫斯圖里卡說。

    同為東歐國家的波蘭在1989年后轉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克日什托夫說：“當時我們所有作家都受到各種各樣的欺負，但這也很有趣的，為什么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的作品那么有意思。”不過，他也發現，中東歐國家導演的特殊氣質在近幾年也逐漸減弱了，“但這不僅僅是波蘭遇到的問題，不管是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還是英國六七十年代的電影，現在都變得格式化，沒有任何有特色的導演，有特色的作家。”

    “我認為我們的電影真的是要依賴于電影發生在哪里，比如說你把墨西哥的花兒移植到塞爾維亞的高山上，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說來自中國的人，他們去玩布魯斯音樂就不太像。這是一個地球村的時代，但是我覺得，只是從一些大的概念來說的，但是說到情感，說到我們的興奮點，實際上關鍵還是要看你血液背景是什么，血統深植于你來的地方。”克日什托夫進一步闡釋道。

    談到民族性，幾位青年導演深有同感，但客觀上的一些問題，依然成為創作的禁忌。電影《長江圖》的導演楊超就表示：“我們都知道中國當下的精彩遠遠超過中國電影所呈現的精彩，中國近代史的精彩也遠遠超過我們在近代史的電影當中所呈現的。我做夢都想探索這些秘密，如果創作的環境更為寬容、更為自由的話，我相信會出現面對中國當下現實，尤其是近代史的一輪非常蓬勃的創作，中國電影全新的浪潮，它其實應該發源于這里。”

炮轟電影產品化：像蝴蝶朝生暮死

    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技術的進步，不斷推動著電影工業的進步。但庫斯圖里卡也毫不留情地說：“現在拍電影比二十年前拍電影更簡單，現在也有很多更愚蠢的電影拍出來了，如果你把人類打造電影的可能性進行量化的話，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其實現在很多人的愚蠢性也可以被量化。”

    “以前一些電影的水平現在已經見不到了，大家現在說電影，就像蝴蝶一樣，只活一天，白天活著，晚上就死了。”

    庫斯圖里卡指出，技術進步使電影產量增加，但也使電影變成了超市里的產品，互聯網減少了電影的社會屬性，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在網絡上看電影，而不是去影院，他還大膽預測，未來上海的電影院可能只有兩三家。與此同時，流媒體使人們的觀看變得碎片化，許多人不再有耐心去觀看全片，許多電影節上，紅毯的受關注程度遠高于電影本身。

    “構建藝術有兩個階段，一是抗爭死亡，二是表達自由的情懷。”庫斯圖里卡說。“電影的基因是一代一代傳遞下去的，我希望年輕人可以把這個基因再傳遞下去，讓它更有效，在未來變得更好，不然的話電影院恐怕就會像災難式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