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西方形容幻滅：“發現他的偶像有黏土腳”——每日敬奉的神像是泥塑木胎。
5月份，片子趕上了戛納。紅毯上，和他一身黑西裝，帶著黑超墨鏡的小姑夫相比，畢贛疲憊而局促。
直到媒體拍照環節，站在標有第71屆戛納電影節的白色臺子前，白襯衫的李鴻其和藍西裝的黃覺之間，綠西裝的畢贛才露出了一絲笑容。
那種笑是雙手插袋，嘴角用力大于眼角，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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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贛與《地球》主演亮相戛納photocall環節 |
7個月后，12月31日，2018年最后的夜晚。畢贛心情如何，我們無從得知。和戛納首映歡呼相比，“地球”在內地院線上遭到的罵聲讓人錯愕。
可能對于喜歡畢贛的人而言，最大的失望在于《地球最后的夜晚》與《路邊野餐》的高度重復。
畢贛說，他害怕人們因為成功學喜歡上《路邊野餐》。
那人們討厭《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不是發現，畢贛的成功學其實行不通？
對于一部投資高昂的文藝片——有消息稱，制作資金達到了8000萬——來說，收回成本已經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了。在為這部電影宣傳的各種場合，畢贛的微笑仿佛神佛。
只是神像五指沖天擺，靜默旁觀，講不出哲理。
壹
和《路邊野餐》的酒店通告不同，《地球最后的夜晚》大量媒體采訪，被安排在畢贛自己的公司蕩麥影業。
這是畢贛電影里時空交錯的地方，過去和未來的時間組成了這個烏托邦。
采訪通告排得很密集。記者們在會議室和客廳分別架起機器，導演則在兩邊以20分鐘為單位輪替。那些到早了的記者，被安排在制片人單佐龍的房間里等待。
雖然是制片人的房間，但卻充滿了畢贛的痕跡。桌子上放著印有蕩麥的香煙，以及《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道具——那張沒有臉的女人照片。
一旁書架上掛著電影節的證件，戛納、金馬、洛迦諾，是單佐龍與畢贛的電影一起去過的地方。
燈很亮。不是畢贛在《十三邀》里和許知遠聊到的那樣：童年記憶里，住在澡堂邊潮濕的房子中，醒來發現父母在吵架時會閃的燈。
在這樣的一個舒適區里，畢贛并沒有顯得放松。他給那幾天集中采訪他的記者留下了幾乎一致的印象——比起聊電影的實際問題，更喜歡聊形而上的東西。
和《路邊野餐》時聊群演的病友奶奶、侯孝賢給自己的影響以及照顧自己的孩子不同，《地球最后的夜晚》畢贛面臨的是回答投資、制作周期以及明星演員的問題。這些問題他可能已經回答到有了自己的標準答案，但每一家媒體仍在不厭其煩地問。
畢竟對于媒體來說，寫一個只有兩部長片的導演成長實在太單薄，不如寫一寫這部從開拍就秘聞不斷的電影。
關于開機第一天的停拍，關于與演員的磨合，關于不斷追加的投資。
如果沒有口碑的坍塌，《地球最后的夜晚》像極了曾經那些藝術片大師們留下的傳奇。屬于畢贛的成功學可能就成為年輕人們參照的摹本。
貳
《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凱里開機后，曾有媒體試圖聯系畢贛的工作人員前往探班。但令媒體驚訝的是，工作人員的態度很警覺。事后回想，可能是那個時候片方就開始擔心，媒體已經聽到了電影停機的風聲。
開機之后立刻停機，畢贛說，是自己和制片人沒做好規劃的原因。雖然有了公司，他拍電影仍然停留在自己的節奏上。
對于一部普通電影而言，經驗往往是開機那天就要拍，攝影機不要停。“反正你拍兩個月，三個月就拍完了，電影就這么結束吧，總不至于太差吧，那么多好演員在，那我偏偏就不想知道，我不知道電影應該按照怎么樣一個正常的流程。”畢贛說，他不在乎流程的對錯，但不是自己的節奏，就不要讓他來拍了。
以畢贛的節奏，《地球最后的夜晚》預估投資400萬，已經是《路邊野餐》成本的40倍。當他把這個提案拿到金馬的創投環節上時，許鞍華問他：“項目預算只有400萬，你們的意向演員敢寫湯唯？”
賈樟柯說，項目故事梗概已經這么敢想了，為什么預算卻不敢往上提？
最后畢贛和單佐龍把“地球”的預算提升到2000萬。
不是所有人都覺得應該按照蕩麥的節奏做事。在那篇被轉發了無數次的《“地球”的至暗時刻》中，單佐龍回想起開機那天的停機時這樣寫道：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制片，瞬間被擊倒……
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么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在這一天前，黃覺已經在凱里生活了兩個月。他減了20斤，然后學方言、熟悉地形，把凱里逛了個遍。
停機的25天里，片方換掉了與畢贛合作過《秘密金魚》的臺灣美術團隊，緊急聯系到《白日焰火》的美術指導劉強來救火。
畢贛說，停機的日子里，是演員在安撫自己。他“打打游戲啊，吃吃好吃的啊什么的，讓自己快樂一點。”語氣故作輕松。
但以劇組每天30萬的開銷來算，2000萬投資里，將近40%打了水漂。
畢贛承認，也許3000萬對于《地球最后的夜晚》來說最合理，性價比最好。但在他的眼中，追加投資后的“地球”，依舊是部很值當的電影：“因為工藝品質需要，工業需要資本一起去完成的。”
對于投資這件事，畢贛說，大部分時間是投資人在想辦法幫他解決問題。他用人才培養做了個比喻：“如果在一家公司有一個人才，要培養一個人才花費的錢你們去看，真的想把他培養出來是花費巨大的。”
“所以我們再回到電影來看，真有那么多嗎？真的有那么多嗎？如果你從中真正學習的東西，那真的有那么多嗎？也未必。”對于我們追問的投資問題，畢贛連著反問了三遍。
他對《地球最后的夜晚》很有信心，無論這種信心是來自于對自己創作的滿意還是投資方收回成本的壓力，他都把對自己第二部長片的信心毫無遮掩地展示給還沒有看過電影的觀眾。
在一個探討自己愛情觀的沙龍上，面對一位觀眾“害怕花光錢拍電影卻發現一無所獲”的提問，畢贛這樣回復：“不要害怕，你害怕只是因為你作品不夠好，但凡夠好，你為什么會害怕？如果你害怕了，打開自己的電影再看一遍就不會害怕了。”
觀眾問他，愿不愿意看自己的電影？畢贛一口回絕：“非常重要的是我看不看對你一點都不重要，我對你所有的建議都是無效的，我自己也從來不聽別人的建議，所以我看不看不重要。”
臺上遠遠望去，眼睛也像是沒睜開的畢贛，說得也是這個時代最流行的“喪”雞湯。
我對你沒什么用，你需要尋找適合自己的運轉規則。本質上就是與自己和解。
叁
在《路邊野餐》剛剛上映時，畢贛還會談及對自己作品的不滿：“這一部資金特別少，一開始幾萬塊零成本，我沒有錢，要面對房間那么大的問題，我沒辦法解決這個事情，所以有太多遺憾。”
他也會直言自己的焦慮：在寫劇本時，會因為寫到特別好的地方而狂妄，又會在幾個小時后開始自我懷疑。
但是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之后，回看《路邊野餐》，畢贛用更狡猾的口氣說，《路邊野餐》沒有遺憾：“回去能改變的才叫遺憾，改變不了的叫命運，所以沒有遺憾，只不過在制作電影的時候，我當然是希望它有更好的工藝品質。”
在和張悅然的對談上，她也直言，畢贛給的答案比以前狡猾了。
讓他顯得略微真誠的，是采訪快要結束的時候。工作人員提示還剩最后一個問題的時間。那一刻，之前制造的某種氣場被打亂，我們隨便地問他，覺得從“野餐”到“地球”，自己有什么變化。
畢贛說，拍《地球最后的夜晚》三年里，自己沒有了記憶。他所有的記憶都在片場，變成了一個制造記憶的人。
對于一個喜歡在電影里講述記憶和時間的導演來說，這是件有些別扭的事。畢贛說，這三年里，自己回家變得難受，因為和家人沒了過去細微的聯系，反而變成一個空白的人。
“拍電影這個事情對我來說挺矛盾的。一部電影三年就過去了，等于是你自己的記憶要有三年都是空白。而你制造出來的那個記憶，我都不知道它是好還是不好，我自己判斷不了。”
從十幾萬元的低成本到現在的巨額投資，第二部電影有這么高的預算，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感覺，畢贛的回答也很巧妙。站在當下回看3年前的自己，他否認《路邊野餐》讓他產生一種低成本的驕傲，堅持表示那時十多萬就是一筆巨款。
拍《路邊野餐》，畢贛說也是在對出錢給他的人負責，無論是老師還是媽媽。“地球”也是一樣，他的任務是“要把電影拍到我想象當中的那個樣子，追求到我能追求到的那個地步。所以關于藝術這件事情我會對我自己負責。”
唯一一次讓畢贛激動的，則是在一個公開場合有人問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營銷。這個問題也是畢贛在那天回答觀眾提問時說得字數最多的一個。
他是這樣總結的：“從此他們觀影幾年里面多了一部電影，可能很難理解，就像看一幅繪畫一樣，等他們的生命經驗發生改變以后，他們肯定不會想起其他的電影，肯定會想起我的電影，因為我的電影是珍貴的電影。”
在給我們的答案里，畢贛說了這樣一句話：“余味定輸贏。”
但電影現在的余味，對于畢贛來說，似乎是輸了。和《路邊野餐》的贊不絕口相比，喜歡《地球最后的夜晚》影迷變得少之又少。
一種制造記憶的人要被記憶埋葬的感覺。
可能和余味相比，畢贛現在需要的是第三部長片：改弦更張，重新定義。
關于這種狀態，西方還有個說法：國王死了，國王萬歲。是老國王去世，新國王即刻登基時禮儀上一定要喊出來的句子。
上一次人們迫不及待喊出來的時候，是《路邊野餐》跳入眼簾。不少人迫不及待地宣告中國電影第八代導演的誕生。
這是這一次，可能埋葬的是畢贛本人，需要新生的也是畢贛本人。是一個年輕導演在經過資本洗練后，應該走向何方的故事。
在畢贛自己的電影世界里，國王死了，國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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