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由國家電影局主辦，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省電影局承辦的第五屆中國電影新力量論壇在杭州舉行。
來自國家電影局、部分省市區電影主管部門的代表，以及70余位近年來在電影創作中卓有成就的出品人、制片人、編劇、導演、演員和專家學者一起，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就中國電影的各個環節進行深入有效的交流與溝通，總結問題、交換意見、暢想未來、凝聚共識，共同推動中國電影持續健康發展。
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電影在產業基礎、市場規模、人才架構、市場環境等方面均展現出良好態勢，電影創作活躍，題材類型豐富，優秀影片不斷涌現。與此同時，放映陣地建設鞏固拓展，公共服務穩步推進，對外交流日趨活躍，行業生態持續優化，呈現出積極健康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1月17日，全年票房已經突破580億元，其中國產影片份額超過60%，年度總票房有望實現較高的同比增長。在今年到目前票房前十的影片中，國產影片占8部，在票房過10億的15部影片中，國產影片占10部。
本屆論壇以“講好中國故事、打造電影精品”為主題，中影股份總經理、華夏電影董事長傅若清，峨眉電影制片集團董事長韓梅，瀟湘電影集團總經理谷良，北京文化電影娛樂事業部總經理張苗，郭帆文化傳媒制片人龔格爾等出品制片人代表；陳思誠、路陽、鄧超、田羽生、霍猛、閆非、白雪等導演代表；周迅、陳坤、佟麗婭、杜江等演員代表；俞白眉、董潤年、董哲、陳舒、吳楠等編劇代表在論壇上發言。
論壇由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和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主持。
齊心協力，講好中國故事
守正創新，打造電影精品
如何選好題材、講好故事、打造精品，不僅是本次論壇的主題，也是出品制片人代表提到最多的問題。
他們認為目前的中國電影應該在繼續關注內容創作的基礎上，努力講好中國故事，同時用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指導創作生產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持弘揚中國傳統價值和當代價值，彰顯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體現電影人的責任擔當。
傅若清在發言中提到的“內容為王、文化為魂”，張苗分享的扎根中國文化、把握時代脈搏、擁抱年輕人“心跳”、反映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四點“秘訣”，都贏得了在場嘉賓的掌聲。
導演代表則展現了中國電影新力量對電影工業、電影美學、電影技術手段的新理解。陳思誠分享了“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創作心得和《唐人街探案3》通過78天日本拍攝得出的經驗教訓，他表示：“我們會繼續打造像《唐探》系列這樣具有系列性、持續性，具備工業屬性、產業屬性、外延屬性的電影”。
路陽的發言聚焦于中國科幻電影和特效公司的技術現狀和發展前景，“從底層技術來說，中國和美國沒有那么大差距，我們可以做得非常好，我希望還是盡量跟中國團隊合作”。
鄧超分享了自己對于拍攝新主流電影的理解，“‘國與人’、’大情感與小情感’這兩組關系需要重點關注”，“講述中國的電影需要展示時代精神，也要努力貼近觀眾、感動觀眾，需要見到人，這里說的‘人’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喜怒哀樂的真實中國人。而一部講中國故事的電影，如果能在大情感框架內展示細膩的小情感，就會帶給觀眾從宏大敘事到微觀感受的全方位情感體驗，也將迸發震撼人心的力量。”鄧超如是說。
周迅、陳坤、佟麗婭、杜江等演員代表在發言中也紛紛表示，要用心塑造好角色、積極傳遞正能量，承擔社會責任，做不愧于祖國、不愧于時代、不愧于觀眾的演員。
周迅說，要講好中國故事、打造電影精品，演員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需要學習各方面的知識，豐富自己的視野，提高演員自身的修養。
陳坤介紹，2017年他參與創辦了山下學堂，這是一次表演教學的實驗，希望給予所有熱愛表演事業的演員更多機會。
佟麗婭在發言中提到：“《我和我的祖國》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讓我們年輕一代的電影人看到了創作中的方向。小成本電影突破了商業片和文藝片的界限，給予了演員更多的表演空間，而小人物的筋骨和國家情懷的溫度也讓愛國主義主題成為了觀眾共同的價值追求，引領了主旋律電影作品的新風尚。”
杜江表示：“我們要為美好的現實生活、為越來越優秀的觀眾而創作，踏踏實實地體驗生活、潛心表演，真真正正提升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做一個不愧于祖國、不愧于時代、不愧于觀眾的演員。除了拍好戲，我們還要用自身的社會影響力、用自己的行動去幫助更多人。”
編劇代表則認為，電影創作類型應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拓展創作思路，把市井、民俗等生活細節和發展中的中國等時代主題結合起來，努力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
編劇俞白眉就如何創造新人物表發了自己的看法：銀幕人物要與時俱進，塑造新人物時，第一個“新”要立足當下，創造真實的人物，人物言行舉止要展示當下；第二個“新”在于樹典型，通過典型人物展示中華民族精神；第三個“新”在于要有共鳴，文藝創作最根本的是要扎根人民，使得觀眾從人物中獲得共鳴。
編劇董潤年談到：講好中國故事，挖掘題材是最重要的環節，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用微不足道的力量征服了生活，這份生命力才是真正的英雄，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主義才是文藝作品最重要的內核，真正的英雄是廣大人民，用對生命的敬畏翻越了黑暗，現實中無數普通人戰勝自我追尋真理，這才是電影中真正需要表達的。
編劇董哲談到，創作劇本初衷并不能立足于一味求新，電影相對于B站等短視頻平臺的優勢在于創作者自身的專業性的表達，而不是從技術層面來討巧，每一個電影創作者的表達都是獨一無二的。
編劇吳楠說，創作中最復雜的階段是導演如何與編劇對劇本的合作，編劇需要有服務意識，編劇和導演像是兩口子過日子；其次對于編劇來說，不是一個劇本就能拍一部好電影，有時項目的選擇比劇本更重要。
編劇任鵬從心理學角度探討了如何刻畫人物的問題：對心理電影的人物刻畫，其實是對電影真實性的探討，對電影的質疑一般都是從真實性的角度思考的，真實性實際是經驗主義，電影通過故事讓我們相信真實，這便是編劇的工作，我們要創作符合電影的真實性的人物，電影來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編劇于勇敢說，對于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如何獲得真實感的問題，我們要做到首先尊重事實，其次遵循類型片的創作方式，并把握好節奏，這樣才能獲得藝術上的真實。
此外，各與會嘉賓還結合自身創作經驗，圍繞“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打造電影精品”分享個各自經驗。
可可豆動畫創始人劉文章就從創作態度、創作方法、創作實現三個方面分享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經驗，他表示：“創作者更應該將自己的人生經驗融合在一起進行創作。當我們有了足夠的創作條件、資源之后，我們也用自己的體驗盡可能把這種情感灌在作品當中，通過作品給觀眾以力量。”
博納影業副總裁、制作總監曲吉小江也立足于博納影業新主流電影的創作經驗，提出了“行業電影”的概念，“近年來，這些大的系統、單位、行業，給了博納影業非常大的支持。我感覺到其實各級主管部門、各個行業開始勇敢地把自己的行業里遇到的問題展示給全國的電影觀眾，因為只有我們遇到了一些困難，遇到一些挫折，我們才會從平凡中誕生出一些英雄”，曲吉小江表示。
滿意度調查呈現四大特點
“浙江潮”單元宣介大省優勢
論壇期間，中國電影資料館館長孫向輝現場簡要介紹了2019年中國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的情況。截至2019年11月17日，2019年中國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一共調查影片44部，其中觀眾滿意27部，比較滿意17部，評分85分以上即觀眾高滿意度的影片，在2019年出現了較大的增長。
孫向輝介紹2019年中國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情況
滿意度調查的反饋也呈現出工業化提速顯著，吸引力和感染力進一步增強；動畫片實現產業突破，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內容與形式疆域拓展，觀念與風格的深化；現實主義精神新氣象，電影藝術語言新表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等中國電影創作的四大突出特點。
中國電影資料館和浙江省電影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此外，論壇現場還舉行了浙江省省委宣傳部、浙江省電影局分別和中國電影資料館、浙江大學、中國美術學院、浙江傳媒學院合作協議的簽約儀式，浙江國際青年電影周“三十而立”編劇創投單元和“之江電影新導演計劃”創投單元獲獎名單頒布儀式，浙江橫店影視文化產業集聚區投資基金簽約儀式、長三角發行放映聯盟成立儀式以及華策獎學金頒發儀式。
長三角發行放映聯盟成立儀式
華策獎學金頒發儀式
“浙江潮”單元宣介了浙江作為電影大省的優勢。關注當下，浙江電影產業流光溢彩：產量高、市場大、集聚強、服務優。浙江具有“三個地”的特色優勢、“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政策優勢、實證中華大地5000年文明的歷史文化優勢、民間資本活躍的經濟優勢。這些都為電影創作和全產業鏈運作提供了豐富題材和優越條件。
2017年浙江省出臺《加快促進影視產業繁榮發展的若干意見》，從省級層面出發，要求到2020年力爭把浙江打造成全國影視產業副中心。良好的生態條件為浙江電影產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電影工作，全力打造全國影視產業副中心。
目前，浙江省全省影視制作機構近3000家，國家級影視基地兩個，其中橫店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影視實景拍攝基地，浙江的影視文化上市公司有26家，居全國首位。2018年，備案影片中制作完成片有116部，票房收入48.94億元，預計今年將超過50億元。
以下為論壇發言實錄（有刪節）
第一組
傅若清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華夏電影發行公司董事長）
張苗
（北京文化董事長高級助理、電影娛樂事業部總經理）
韓梅
（峨眉電影集團董事長、四川省電影家協會主席）
田甜
（新麗電影首席運營官）
趙依芳
（浙江華策影視創始人、總裁）
谷良
（瀟湘電影集團總經理）
龔格爾
（郭帆文化傳媒制片人、《流浪地球》編劇）
傅若清
中國電影有很多經典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要歸功于人物的成功塑造，給人以真實自然的代入感。影片《我和我的祖國》的7位導演，在選題創作之初就被故事所打動。徐崢導演回憶女排奪冠時刻就會油然而生一種自豪感。薛曉路導演每次說到“0點0分升起國旗，一秒不許差”時都激動不已，電影創作者一定要有這樣的情感體驗，才能把這種情感通過作品傳遞給觀眾。
因此我們要鼓勵引導青年電影人多去塑造電影情懷，增強對生活的觀察和人物的感知，提升自身的文化修養，樹立正確的“三觀”，培養激發愛國、正義、善良之情。電影人自身素質提高了，作品傳遞出來的感染力便會隨之增強。
當前，電影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沖擊，唯有守正創新、自我提升，捍衛電影作為視聽最高形態產品的地位，為迎接明年全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2021年建黨一百周年，創作更多貼近人心的電影精品。中影和華夏現已聯合共同選題、集體討論、確立宗旨、協同創作，力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和雙豐收。
張苗
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搞清楚我們要選擇什么樣的故事，第一個要去做判斷的就是題材。但如何去衡量一個題材是好的還是欠佳的題材？我們自己內心有一個標準：要扎根中國文化，要把握時代脈搏，要擁抱“年輕人的心跳”，要反映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
這個時代給了中國電影一個機會，讓這么多可愛的創作者和喜歡電影、愿意為電影服務的年輕的團隊，合光同塵走了在一起，我們要繼續努力講好中國故事、謳歌好時代精神，把這個時代最美的東西傳播給大家。
從左至右：尹鴻、韓梅、田甜、趙依芳、谷良、龔格爾
韓梅
作為一個出品人，我覺得電影既是藝術昨品，同時也是工業化的產品；它要獲得藝術價值上的認同，同樣也要獲得在市場上的認同，所以持續不斷出作品，必須要有各種資源的匹配和支持，才能讓藝術家放心地進行創作。
不管是前年和瀟影合作的《十八洞村》，去年和山東省委宣傳部合作的《大路朝天》，還是今年和陜西省委宣傳部合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實際上我們都是在整合各方的資源，不管是黨委政府的資源還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資源，把最好的資源提供給創作者。
田甜
我認為做電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關注當下，充分發揮喜劇的力量。希望所有走進電影院的觀眾能夠帶著笑意和愛意走出電影院，這是我們一直做電影秉承的心態和方式方法。希望把我們自己當下的故事講好，用笑的方式讓大家更加充滿對生活的力量、對工作的力量、對真善美向往的力量。
趙依芳
華策從自身幾十年的創作和經營經驗出發，得出四個字的定律就是“內容為王”。一路上有很多教訓，也有很多經驗。比如我們每一次如果題材特別重視，抓的特別準，即使制作上很艱辛，哪怕市場上不一定特別掙錢，但作品的社會價值和行業的進步意義一定是得到大家認可的。
和青年藝術家一起成長、一起進步、一起發展，也是華策的心得。我在這里要進一步呼吁重視新人、培養新人，給新人更多的機會，給他們更大的題材、更多的投資，以及更好的創作環境。
谷良
瀟影61年歷史始終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紅色主旋律電影。我到瀟影5年時間努力解決一個問題，即主旋律電影的市場問題。
這些年，我看到瀟影在努力，更可貴的是看到國有電影集團和民營電影集團一樣，這幾年在主流電影市場問題上取得了大的突破，這是一個好事。去年我寫了一篇文章，《中國電影需要提質》，這個“質”不僅是質量的質，更重要是志氣的“志”，志向的“志”，今年國慶檔讓我看到中國電影正在走向提質和提志，觀眾也用腳投票予以認可，這是一個趨勢。
龔格爾
在《流浪地球》創作過程中，我們當時遇到了很多麻煩。最大的麻煩，還是關于中國故事的問題。《流浪地球》創作的前半年，我們腦子里想象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外國人，里面的造型設計都是好萊塢設計，當我們一閉眼時想象的東西都是好萊塢的。
這是我和郭帆導演遇到的一個問題。我們的想象力都是被好萊塢塑造出來的，擺脫這個依賴找到我們自己的審美價值是很痛苦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不光對于團隊，對于我個人都有非常好的教育作用。這個過程使我對于整個世界的看法有了不小的變化，這是科幻對于我個人一個挺重要的影響，也希望我們的作品能夠在未來跟觀眾交流的時候，幫助觀眾除了好萊塢之外找到另外一個看待世界的看法。
第二組
陳思誠
（《唐人街探案》系列導演）
路陽
（《繡春刀》系列編劇、導演）
鄧超
（《銀河補習班》導演、演員）
白雪
（《過春天》導演、編劇）
徐磊
（《平原上的夏洛克》導演）
（《八月》導演）
閆非
（“開心麻花”導演）
陳思誠
我們剛剛經過78個工作日，結束了《唐人街探案3》的拍攝。雖然日本工業比較發達，但他們整個電影市場規模是不大的，這也就限制了他們整個電影工業的想象力。
比如我們這次遇到實際的困難是他們的棚非常小，他們最大的棚在東京，兩千平米，而且只有一個棚，所以我們這次不得不回國拍攝了15天，在我們大廠搭了五個棚，因為很多內景需要搭建出來。
我還是要奉勸大家，如果考慮日本拍攝，還是一定要考慮諸多方面的不便，我們整個日本攝制團隊、制片團隊非常強大，有一百多號人，幾乎他們每天干的事就是維持劇組治安，不讓我們劇組影響其他路人的工作，特別怕影響每一個人，也特別怕投訴，給我們的拍攝造成了一定困難。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克服了很多困難，最后呈現出的結果還是不錯的，我們拍攝了世界電影里前所未有的場景，包括澀谷、新宿、秋葉原，因為我心中一直銘記那句話，就是要建立我們強大的文化自信，一定要助力中國電影走出去，讓更多的外國人看到中國的電影。
路陽
《流浪地球》讓我很激動，因為它打破了舊有的認識。很多同行之前都感覺中國人不太能拍科幻電影，因為中國觀眾不信，因為整個電影語境是好萊塢建立起來的，我們拍的話，就要考慮觀眾信不信、會不會買賬、會不會想看，《流浪地球》證明中國觀眾想看，而且有強烈的需求要看優質的國產重工業題材電影。
說到電影工業一定涉及到技術，關于新的流程、新的制作方法和理念都會很深刻地關聯到技術，我們一直覺得和好萊塢技術差距很大，但是不是真的這么大？其實從底層技術來說，中國和美國沒有那么大差距，我們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我希望還是盡量跟中國團隊合作，是因為它涉及到生產工具，生產工具是別人的還是我們的，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其實觀眾對我們的要求已經很高了，如果我們不能掌握生產工具的話，我們談何提高生產力。
鄧超
講好中國故事，拍攝新主流電影中有兩組關系值得重點關注：第一組關系是國與人。電影要講中國，講中國人，講他們最真實質樸的情感。身處于一個大國家，親歷大時代，我們應該有大視野，把握大浪潮。我們所講述的中國故事必須要展示時代精神，同時電影作為一門藝術，要努力貼近觀眾、感動觀眾，還需要見到人，這里說的“人”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喜怒哀樂的真實中國人。
第二組關系是大情感與小情感。香港回歸、載人航天、奧運奪冠、撤僑護僑、奧運亞運，這些都是凝聚民族集體記憶的大情感，是一代代人腦海中共有的情感共同體。回家、父愛、分離、重聚、生老病死、酸甜苦辣，這些是普通人感同身受的小情感。
一部講中國故事的電影，如果能在大情感框架內展示細膩的小情感，電影作品會帶給觀眾從宏大敘事到微觀感受的全方位情感體驗，也將迸發震撼人心的力量。
從左至右：尹鴻、白雪、徐磊、張大磊、閆非
白雪
我記得我在電影學院入學時，老師提到過人民藝術家這個詞。當時不明白，但在電影學院導演系4年學習中，越來越意識到社會責任感的重要。
當我拍攝自己處女作時，我關注到了這樣跨境學童的群體。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發現了這個群體，如果不把它拍下來，其實是我的失責，所以我就做了兩年的調研，來拍這個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我開始去面對觀眾、走向市場。現在在整個大的環境下，大家的判斷標準似乎是以票房為標準。但是對我個人而言，票房并不是唯一的判斷標準。
我覺得電影非常重要的特質，就是具有文獻價值。所以，在《過春天》的觀影過程中，有很多大學的社會學科老師會邀請這部電影進入到他們的討論范疇。
我覺得無論是過了多少年之后，可能大家再回過頭來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它會有一定的文獻價值、文獻意義，這可能會在現實主義的故事當中比較凸顯。
徐磊
怎么講中國自己的故事？目前有人在特效或者是技術層面上跟別人學，還有同行也愿意從趨勢、模式上學，比如說三幕劇的模式或者分成多少個節拍等等，這些都是好萊塢總結出來的很細的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中國有很偉大的敘事傳統，我在想是不是中國的故事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節奏去講。即將上映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就在做這樣的嘗試。
張大磊
我本人是受以前電影影響比較深，我覺得有時候要回歸一些傳統，這和我們講的“新”其實也不相悖。我指的是在創作心態上，我們生活是新的，我們看到的東西是新的，但新和經典不沖突。
此外，我認為可能要稍稍做一些與市場的“逆行”。我承認電影肯定是商業和藝術的融合體，但是作為新導演應該先選一個先做好，要不然你先把它做成一個像樣、合格的藝術品，或者你就把它作為一個合格的產品。
如果兩個同時去完成，可能就會影響它成為一個好作品。或者說，我們可以先把節奏慢下來一點，這不是說影片節奏，而是說我們的心理節奏和創作的心態慢下來一點，因為我覺得現在真的太快了，每天都會不一樣，所有的東西都會瞬間流走了。
我覺得可以慢下來，創作者慢下來，電影內容才會更大程度地沉積下來，因為觀眾是被動的，我們給到，觀眾去吸收，我們慢下來、沉淀下來，觀眾看到之后，他們才會慢下來、才會沉靜下來。
閆非
因為我們做喜劇，說講好中國故事，喜劇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說怎么樣講主流的喜劇，這是我們一直在探討和考慮的，我們覺得傳達時代精神，用喜劇的方式有難度，但我們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攻克這個難題。
第三組
周迅（演員）
陳坤（演員）
佟麗婭（演員）
杜江（演員）
周迅
作為演員，對于“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我覺得要學習各方面的知識，打開自己的視野，提高演員自身的審美以及對于劇本的判斷，也可以通過視頻或文字等不同的方式給觀眾提供啟發和經驗。 《表演者言》中有多位演員談到作為演員如何創造自己的角色，如何看待演員的價值，這個已經存檔為視頻和書，也希望能夠給在校學生更多啟發和經驗。
陳坤
2017年，我和周迅、陳國富導演一起創立了山下學堂，這是一次初心的回歸，因為我們認為演員是終身職業學習者，這也是一次表演教學的實驗。
新力量對于我們自己來講，是每個時代都會提的話題。“新”就是每個人要從自己內心里做創新和掙脫束縛。“力量”則希望所有人都關注到年輕演員。請所有投資方、導演、編劇都要關注那些年輕孩子的成長，因為我們這一代是被上一代給予機會成長的，同時我也希望給予更多創作機會，給所有熱愛表演事業的演員更多機會。
佟麗婭
我們作為文藝工作者最想要做的就是應該在自己有限的表演生命中，創作出真正反映時代和服務時代的作品。在這里，不得不說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國》這部電影。我在里面飾演了一位參加朱日和閱兵飛行員，當電影上映以后，走到很多地方，都會聽到身邊在哼唱《我和我的祖國》這首歌的旋律，在網上大家也可以隨處看到大家對這個電影故事的討論，這就是大家對時代的共鳴，我們也能夠從電影銀幕回溯過往的時代，感受到時代給我們的力量和感動。
這部電影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也讓我們年輕一代的電影人看到了創作中的方向。小成本電影突破了商業片和文藝片的界限，給予了演員更多的表演空間，而小人物的筋骨和國家情懷的溫度也讓愛國主義主題成為了觀眾共同的價值追求，引領了主旋律電影作品的新風尚。
作為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這樣的作品中來，與中國電影人一起展時代風貌、揚中國精神。
杜江
我經常感嘆我們這些演員能夠生活在新的時代、奮斗在新的時代，真的很幸運。在這個時代，我們可以自信地展現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可以投入百分之百的真心真情，為美好的現實生活、為越來越優秀的觀眾而創作，踏踏實實地體驗生活、潛心表演，真真正正提升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才能做一個不愧于祖國、不愧于時代、不愧于觀眾的演員。
中國電影正處在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國產電影市場的商業價值正在逐步轉化為思想價值，電影的社會意義越來越重要。所以，作為電影演員，肩上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重。除了拍好戲，我們還要用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去幫助更多人。
今天能作為演員代表抒發自己的初心和感悟，我覺得非常榮幸。在此，我也立下軍令狀：在未來繼續潛心電影創作，愿做中國電影勇攀高峰、嚴以律己、勇擔使命的普通一兵，為中國電影發展繼續奉獻自己的力量。
第四組
俞白眉
（《銀河補習班》編劇）
董潤年
（《瘋狂的外星人》編劇）
董哲
（《建軍大業》編劇）
吳楠
（《狗眼看人心》編劇）
任鵬
（《催眠大師》編劇）
于勇敢
（《中國機長》編劇）
俞白眉
我想談的方向是創作新人物。中國電影進入新時代，銀幕人物也要與時俱進，保持更新，展現新時代的精神。我覺得要創作好新人物的“新”，有一些特點在創作過程中是我們年輕創作者集體面臨的挑戰。
第一個新，新在講當下。怎樣創作真實的人物，讓真實人物的事跡融入經濟社會的大發展、大變革和大浪潮當中，人物的言行舉止、做出的戲劇動作怎么關乎當下、展示當下、反映當下，成為當下的精彩側面，是我們所有年輕電影工作者的挑戰。
第二個新，新在樹典型。越是偉大的時代，典型人物的多樣性可能就越強，近幾年以來我們涌現的國產電影中，已經涌現了非常多很好的典型人物，這些都屬于電影藝術獨有的魅力，也是大時代不可磨滅的文化印跡。
第三個新，要新在有共鳴。文藝創作的辦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如果我們努力這樣創作，相信觀眾也能夠感受到創作者的真心和真誠。
董潤年
謳歌英雄、表現英雄主義是古今中外文藝作品的永恒主題，是文藝作品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幾乎每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英雄故事和傳說。通過傳唱英雄，提煉出了屬于這個民族的精神內核。
然而在當下，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真正的英雄就是廣大的人民，是一個個平凡的普通人。他們面對生活的苦難不是沒有過怯懦、猶豫、自我懷疑，但是他們沒有放棄，而是用對生命的熱愛和敬畏翻越了黑暗、恐懼、卑微，克服了自我缺陷。
我覺得在現實中有無數這樣的人，我們在生活中能看到無數的普通人，他們戰勝了自我，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生活，其實這樣的故事才是我們在電影創作中真正應該去展現和表達的。我們既要展現謳歌那些為人民利益做出偉大犧牲的英雄，也要抓緊一切機會在作品中展現這些克服自我弱點的平凡人，他們一樣是這個時代值得謳歌的英雄，這也將是我將來無盡的創作源泉。
從左至右：左衡、董哲、吳楠、任鵬、于勇敢
董哲
我們怎么看待真實和創作之間的關系？我認為在過去尤其是在我們一開始進行電影、電視劇、文學創作的時候，首先我們要確保什么是真實，在創作過程當中我們要確保細節的真實，不管是歷史題材還是現實題材，首先保證細節的真實。
所謂細節的真實，就是有足夠多的、足夠豐富的、足夠能令人信服的細節的支撐，才能讓你想傳遞給觀眾的故事邏輯、人物邏輯甚至是歷史邏輯顯得更加真實。
有一些歷史題材或者重大歷史題材不好看，為什么不好看？不是歷史本身不好看，是表現得不好看，是缺乏足夠多的歷史細節支撐；不是邏輯不對、不是故事不好、不是人物不精彩，那都是時代的風云人物、英雄人物，是你的細節不夠豐富、你的細節不夠扎實。
吳楠
對于編劇來說，不是每個劇本都能夠拍電影的。我們總是會強調怎么寫人物、怎么寫故事，其實更多時候項目的選擇，可能比劇本本身的完成度會更重要。
要先把項目想透，然后再完成劇本，我覺得劇本是一個結果，核心的動力其實在項目上。劇本不僅是編劇的工作，因為編劇其實做不到，任何一個導演或者一個制片人也都做不到，它需要合力，各個工種、各種資源的合力。
任鵬
對心理電影的人物刻畫，其實是對電影真實性的探討，對電影的質疑一般都是從真實性的角度思考的，真實性實際是經驗主義，電影通過故事讓我們相信真實，這便是編劇的工作，我們要創作符合電影的真實性的人物，電影來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于勇敢
我認為真實感，首先是要尊重事實，其次要尊重創作。尊重事實是什么？就是要充分了解這件事情，同時能從這件事情里抽取你要說的話。
在《烈火英雄》和《中國機長》的創作過程中，我都有我最真實的疑問，我要圍著這個寫。然后做大量的采訪，大量的采訪就意味著你開始了解這些人，你對你寫的事情不心虛。
另外在創作的時候，你首先要認清它是類型片，盡管講的是中國式英雄，但還是要把它當做一個類型片來寫。這樣，你就要遵循類型片的寫作方式，當觀眾開始厭煩，就會開始懷疑你的真實性。所以你既要保證節奏，又要保證你寫的東西是出自于真實，可能兩者相加才會造成藝術上的真實。
《中國機長》創作時間比較短，但為什么最后票房和口碑都挺好？是因為我們在寫的時候抓住了一點——是什么造就了奇跡？是民航業的敬畏生命、敬畏職責、敬畏規章，我們只要踩住這個寫，這個電影就有堅實的基礎，即使它有一些小瑕疵，觀眾到最后還是接受了它。
第五組
（《春江水暖》編劇）
陳潔
（壹心娛樂創始合伙人、出品人）
陳舒
（《繡春刀》系列編劇）
徐天福
（橫店集團副總裁、橫店影視董事長）
從左至右：左衡、顧曉剛、陳潔、陳舒、徐天福
顧曉剛
我是在富春江邊長大的一個青年，有幸開始嘗試做電影，進入到電影行業，成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我們在拍《春江水暖》的初期就在思考如何把中國的繪畫和電影結合，在電影中呈現“如何把傳統安放在當下”，一直在做這樣的嘗試。
我們希望這個故事真正拍給普通觀眾看，不是所謂形式上的復古，他真的發現山還是那個山、城還是那個城，但我們藝術工作者擁有一顆古藝的心去看待的時候，也給了觀眾一個看城市和身邊自然的視角。
我覺得這樣的視角，就給觀眾提供了除故事以外更多審美上的享受，我認為可能這種傳統的力量和意義，可以讓觀眾獲得一些安定的力量去重新面對生活。
陳潔
作為一家經紀公司，當我們面對《滾蛋吧！腫瘤君》《火鍋英雄》等題材的時候，我們一直都很自覺地履行這個行業的責任，我把它用6個字來總結：服務、連接、共創。我認為是整個行業里不可缺少的一環。
我覺得要出一部精品電影，更多應該強調在行業鏈條上每一個環節的合作。壹心娛樂作為一家經紀公司，其實也是想通過服務、連接、共創，來實現對這個行業的貢獻。
陳舒
我談談我眼中的浙江或者杭州：第一，浙江這個地方天生具備審美的屬性。第二，浙江人民天生就具備一種勤勉，具備一種務實，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一大批非常優秀的勞動者、企業家和文化大師。第三，杭州現在充滿了年輕活力以及創業熱誠，有一種古典、傳統和當代特別自洽的融合。
目前，我也在和兩位編劇老師一起合作，寫一個發生在浙江的電影故事，我覺得可以通過這個項目，把自己對于家鄉的熱誠、家鄉的情感，全部回饋到這個作品當中。
徐天福
橫店影視是大家心目中全球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做好服務我們義不容辭，但不僅如此，現在在發行終端上橫店也已經位于全國影投前列，在全球院線排名上也已躋身全球前十。
而下一步橫店集團要邁出的一步，是在內容產業往“內容為王”進軍。橫店在內容產業上，近幾年已經有所進步，從去年開始，比如說《少年的你》《受益人》《大約在冬季》等等，明年大年初一我們也有《囧媽》和《熊出沒》兩個大片。
接下來進一步做強做大橫店影視產業龍頭，我有壓力，但更有信心。
第六組
劉文章
（可可豆動畫創始人）
（《白蛇：緣起》導演）
霍猛
（《過昭關》導演）
田羽生
（《小小的愿望》導演）
申奧
（《受益人》導演）
梁琳
（英皇電影發行公司制作及項目發展總經理）
曲吉小江
（博納影業副總裁、制作總監）
劉文章
就當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打造電影精品，我講三點：
第一點，關于創作態度。動畫電影和其它電影非常大的區別在于它周期更長，三年五年還好，五年十年的都有，在創作《哪吒》的時候非常明白這個創作規律，在前期特別在劇本打磨階段，就秉承著“死磕”的精神，我覺得在創作的時候，這種精神非常重要。
第二點，關于創作方法。在我看來，創作者更應該將自己的人生經驗融合在一起進行創作。當我們有了足夠的創作條件、資源之后，我們也用自己的體驗盡可能把這種情感灌在作品當中，通過作品給觀眾以力量。
第三點，創作實現。如果《哪吒》提前五年或者十年開工，我認為想在有限的時間能夠形成規模化的實現效果非常難。眼下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目前中國后期視效工業基礎雖然有個別的作品非常出色，但是整體水平還不夠好，而且團隊的水平參差不齊。對此我們應該予以重視，因為這是工業化發展的基礎。
黃家康
我覺得要講好一個故事，不單要有技巧，而且從情感上，主創團隊要對這個故事有很深入的了解。舉個例子，包括我也好，主創團隊也好，其實對于《白蛇傳》的故事非常熟悉，所以在創作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化學作用。想講好中國的故事，首先我們要對故事題材本身有特別深入的了解，而且有共情在里面。
說到打造電影精品，我現在覺得《白蛇：緣起》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很感謝中國的觀眾給了我們特別多的鼓勵和包容。以后，我們應該以更好的品質，打造更好的電影作品，讓觀眾去認可我們作品。
目前我還在“白蛇”續集的創作過程中，也會遵循講好中國故事、打造電影精品的態度，不會那么著急出來，希望用大概兩年時間去打造更好的作品，讓大家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霍猛
從我的角度上來講，電影創作者是非常可愛的一群人。所有人都想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想要把電影做好。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會藏私貨或者懈怠，所以我覺得非常榮幸能夠成為這樣一群虔誠熱愛電影創作者中的一員。
我們的電影產業可能還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整個大的方向已經處在非常好的運轉機制里。電影類型越來越豐富多樣，除了一些重工業的電影在對外輸出文化自信，也還有在講述中國人普通情感的電影。
在這樣一個時代，大家都努力想要拍出好電影，能夠讓全世界觀眾更多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故事。其實不分“新力量”還是“老力量”，只要是熱愛電影，然后潛心創作，在創作過程中不斷提高，希望能夠拍出好電影的人們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從左至右：左衡、申奧、田羽生、梁琳、曲吉小江
田羽生
什么叫中國故事？其實我們民族是有信仰的，我們的信仰在傳統故事中早就存在，比如說哪吒鬧海、大鬧天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西方是祈禱神明幫助他們，而中國是靠勞動人民的雙手改變自己的命運，我覺得這兩個字總結下來，就是中國人的信仰——抗爭，與天斗、與地斗，我們要不停地用自己的雙手創造這一切。
反過來印證《哪吒》，《哪吒》暑期檔爆發迎合了老百姓心目當中的民族性，這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未來創作路上，我覺得這是一個方針，未來我會找這種能夠讓你走到老百姓心里的項目，我覺得這是中華文化的根基。
申奧
我加入壞猴子影業的時候，寧浩導演就給我們提出四個關鍵詞，叫做當代性、本土性、創新性和作者性。其實我覺得這四個“性”就跟本屆論壇兩句口號不謀而合，本土性、當代性就是講好中國故事，作者性和創新性就是打造電影精品，我就是本著這個原則去創作的。
我曾經一度被歐美電影、日韓價值觀影響、帶偏，覺得如果那個東西更猛、更狠、更兇狠、更強烈、更凜冽，它才更有力量，我才能找到施展的地方。
但這次創作以后，我突然發現其實我跟觀眾的距離包括我跟主流價值觀的距離一點都不遠，我非常相信他們的取向和判斷。尤其當我的電影做試映會的時候，現場幾百個觀眾一起看，我完全會隨著他們的及時反饋而感覺到興奮或者失落，這個過程深深震撼和影響了我。
我覺得在我們之后的創作當中，會謹慎選擇題材，去選擇盡量正面的、正確的能量，去把它釋放出來。我希望做“壞猴子影業走出來的好孩子”。
梁琳
這兩年的市場反饋表明，觀眾對于新內容有很高的認可度和包容度，所以在這兒也想呼吁業內很多后端的，不管是發行還是院線的人，也希望給新的題材、新的內容，沒有那么多安全系數的影片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此外，電影的生命周期相對較短，我們也在想怎么能夠集結更多行業內外的力量，能夠讓電影整個生命周期更長。如果只有幾十天的生命周期，它很難成為精品，所以目前我們在可操作的范圍之內，盡量讓自己的電影通過不同行業的滲透和合作，更多地發揮它的影響力。
曲吉小江
行業電影其實也可以稱為新行業電影。它實際上是我們超出了電影本身的娛樂屬性和它的藝術性之外的又一個社會屬性。比如說博納影業跟公安部合作，跟民航總局合作，跟應急管理部合作，包括明年春節檔跟交通部合作，未來可能會跟空軍合作……就是這些大的系統、大的單位、大的行業，給了博納影業非常大的支持。
我感覺到其實各級主管部門、各個行業開始勇敢地把自己的行業里遇到的問題展示給我們全國的電影觀眾，因為只有我們遇到了一些困難，遇到一些挫折，我們才會從平凡中誕生出一些英雄。
所以在我們明年、后面的一些項目里，還會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我們也正在立項報批，其中有一些已經進入到重點項目，我們還會繼續在這條路上去實踐，講好更多中國故事、打造更多時代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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