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

1905電影網訊 許鞍華中學畢業后，曾經找一個瞎子算命。瞎子說，她命很差，“感情等各方面都不好，會很慘。”旁邊的同學聽了呆住，覺得她會很沮喪。明明成績又好、又懂怎么跟同學相處，怎么會命很差呢？時隔多年，再回憶這段經歷時，許鞍華覺得十分坦然。

“我確實運氣差，也遇到過不少壞事，但這些都是人生過程的一部分。”“到今天為止，我的理解就是，好運固然高興，但遇上壞運氣，或者很潦倒，我也不會很介意，就當是過程。”

前不久，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獎”名單頒布，許鞍華成為全球首位獲得此獎的女導演。

這位曾聲稱自己在“香港導演排名十名以內，世界上則沒有排名”的導演，終于贏得了世界范圍的廣泛贊譽。

今年，她73歲。

“新浪潮”與不被定義

該怎么定義許鞍華呢？

“香港新浪潮”的開山人？

32歲交出《瘋劫》的許鞍華想必不會同意。多次發言，都曾表示自己并不同意“新浪潮”的說法，而被評論界贊譽超過同期徐克《蝶變》的《瘋劫》，也不過是自己一部不夠成熟的處女作。

《瘋劫》

載譽滿身的影壇常青樹？

想必她也不會同意。憑《投奔怒海》《女人，四十》《男人四十》《桃姐》等拿獎拿到手軟，但作品列表中還有一些自己“十分不滿意”的電影。

2017年的訪談中，她曾經以宏亮的聲音清楚表示，最大的遺憾就是“仍未拍到一部真的好戲。”

《女人，四十》

充滿人文關懷的影像記錄者？

“我沒有一開始就想顯示出人文關懷，更沒有可以去搞過什么社會課題。只是好的故事，自己有感受，就去拍。”

好吧，從不用外界質疑，許鞍華對自我的審視已極其嚴格。她似乎總是樂于脫掉任何外界給予的“帽子”或標簽，十分赤誠地站在大眾面前，“對，我就是這樣的，你能如何？”

這種不被定義性太罕見了。

與本人一樣，許鞍華的作品也具備不被定義性。

同為“新浪潮”弄潮兒的一批人，誕生過佳作《行規》的翁維銓已淡出電影圈，倫敦電影學院畢業、拍出《茄喱啡》的嚴浩近期鮮有新作，《點指兵兵》導演章國明也已消失在一線。只有許鞍華還在那兒，一部部拍著。

后期說到香港新浪潮，大眾常常討論的是它如何延續了法國新浪潮的風骨，對大陸“第五代”和“臺灣新電影”的出現起到了鋪墊作用，但許鞍華似乎總是很少注意概念化的標簽，也不自詡為引領新浪潮的先鋒者。

《黃金時代》

從懸疑驚悚題材的《瘋劫》《撞到正》，討論人與鄉土關系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再到女性題材的《女人，四十》《桃姐》、歷史題材的《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她從不為自己設限。

“其他人以為我計算過，拍完這套，然后特意去拍另一套，給人一個驚喜。但我從來沒這么想，我只覺得戲拍的好，觀眾自然會看。”

在《許鞍華說許鞍華》里，她十分直白地表示了自己喜歡拍戲的原因，不過是能通過拍戲，“與社會和人們建立更密切的關系。”

“我不拍戲，哪個睬我？你可以有個角色去做，名正言順地了解人，同時又可以拍出來，又是一件積極的事，為什么不做呢？”

坦誠

坦誠，這似乎是許鞍華給予大眾的另一個印象。

快言快語，做事從不拖泥帶水，連拍電影也是這樣。拍冷的調子時，快準狠如一把刀，可以絲毫不帶感情以旁觀者角度敘事；傾注感情時，又能把細節細膩得處理到位，撞得人情懷滿胸。

身上有不被定義性的復雜，兼容男性和女性導演導演的特質，調和這一切的就是內里的坦誠。

當坦誠的特質被帶入電影，就成了超強的行動力和雷厲風行。

讀比較文學時，由于苦惱論文天天跑去看電影，被教授說“你這么愛寫電影不如拍電影”，許鞍華沒想太多就跑去給胡金銓做助手；拍處女作《瘋劫》時，為了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她單槍匹馬到驗尸房看人家怎么解剖；拍《桃姐》前沒錢，她跑到劉德華面前，“我很久沒有足夠的錢了，你能不能幫幫我。”

“我在努力尋求一個誠實的答復，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對喜歡的事，她從來想到就去做，風風火火；對不喜歡的事，再多錢也難請她出山，所謂“千金難買我愿意”。

“我拍電影就像賭徒”。從憑借《投奔怒海》名聲大噪后，許鞍華曾經有一段時間的低潮期。人人說她拍戲好，票房與口碑卻總是不相容，每每為新電影拉投資，許鞍華都覺得自己肩上扛著很大壓力。

“一直怕，怕到這幾年，再也不怕了。一是年紀大了，二是怕也沒有辦法。”在接受《可凡傾聽》采訪時，許鞍華笑道。

《投奔怒海》

1983年，奧利維耶·阿薩亞斯和夏爾·泰松曾經在戛納采訪許鞍華，“在您的電影里，為什么人物行動永遠是第一位的，而且行動的速度還很快？”

許鞍華回復，“我更喜歡人物不說出他們會做什么，因為通常人們的行動總是快于思想；另一方面，那些思考的腦力勞動者并不常常行動。人們不會因為明天承擔今天行為的后果，而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回憶今天的所作所為。”

她也常常坦率流露出對于潮流的警惕態度。

“我堅持反對所謂與社會同步的東西。無論是自己的理智選擇，或者直覺，我覺得沒有必要與社會同步，尤其那些趕潮流的事物。”

“總之，談任何問題時，潮流不潮流，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問題。”

異鄉人

許鞍華的名字里有個“鞍”字，大抵與出生地遼寧鞍山有關。

自小跟母親不夠親密的她，在得知母親是日本人時，曾產生過一些抵觸情緒。直到從國外畢業，陪母親回日本探親時，許鞍華才對母親多了一些了解。

從遼寧，到香港，再到國外，再回國，她的人生與電影，都和鄉愁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那次陪母親回日本探親，在看到一片綠油油的田野時，許鞍華突然萌發了要把這個畫面記錄下來的渴望，“有一天要拍一部電影，把它記錄下來。”

這個場景，也被她搬到了電影《客途秋恨》里。

在香港居住了很久的母親，到了日本已經不甚習慣。帶著女兒泡溫泉時，嘴里念念叨叨的還是香港煲湯的好，日本冷食沒有滋味。那時，許鞍華才明白，母親嘴里的家鄉，已經不再是家鄉。能找到自己心中的“家鄉”，才能找到心里真正的歸屬。

《客途秋恨》是這樣，《傾城之戀》是這樣，《第一爐香》也是這樣。

《客途秋恨》

在許鞍華的鏡頭中，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總能備受關懷。即使是身處社會底層、窮困潦倒的阿婆，渴望掙脫多個身份枷鎖束縛的中年女人，還是不知自己去往何處的普通少女，都能被溫暖的目光所覆蓋。

而他們身上，也都有著無可擺脫的鄉愁和漂泊感，有歷史與空間疊加在一起的重量。

身份認同與鄉土情結這樣宏大又復雜的命題，都在許鞍華的作品中，被拆解成了一個個欲說還休卻意味深長的鏡頭。

迄今為止，許鞍華73歲，已入行數十年。

她依然未婚，和母親住在租來的房子里，繼續拍著自己熱愛的電影。

大眾所焦慮的名望、財富、婚姻，似乎已不在她考慮的范疇內。她早已活出了自我。

在一次采訪中，許鞍華曾經被問到自己最大遺憾是什么。頓了一下，她回答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仍未拍到一部好戲，真的好戲。”

“昨天同阿媽講，希望還能多拍幾年，能有一部更好的電影。她說，‘你還能拍最多五年。不過一年拍兩部也很好呀！’”

“阿媽是很現實。”

許鞍華的笑容里，盛滿了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