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無論是喜劇表達的需要，還是真實再現的還原，抑或只是導演對鄉情一次釋放，方言對于電影，不僅僅只是一段對白，一語鄉音。它飽含著藝術表達與人文情懷，以及與觀眾情感上的共鳴。今天我們來聽聽吳儂軟語。
代表作
上海話：《海上花》《羅曼蒂克消亡史》《不成問題的問題》《股瘋》《海上浮城》《陽臺上》
鄉音重現
不少人心目中的吳洲“江南”，是燈影槳聲，是小橋流水，是白墻黛瓦，而這獨有的精致，沒有軟糯濃稠的吳儂軟語的裝點，似乎也就少了點那一抹點睛的妙韻。
所謂的吳語，是“客夢初回，臥聽吳語開帆索”的迷離，也是“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的纏綿，甚至是“我自操吳語，誰來問楚囚”的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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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曼蒂克消亡史》 |
早先的吳越先民，斷發文身，好勇好劍，輕死易發，創造青銅兵器文明和波瀾壯闊的吳越春秋史。后又裹挾著士族精神、書生氣質，在隋唐起作為華夏文明核心而愈發精致。工商業于吳越率先萌芽，海派文化亦根植于斯，既有“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英雄氣概，又有“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詩性審美情懷，而吳語作為吳越文化的靈魂，深深流淌在江南人民的血骨之中。
上海，如今吳語文化的核心區域，誕生了別具一格的“海派文化”。《海上花》改編自《海上花列傳》，原著是中國第一部方言小說，也是最善描摹上海的曠世才女張愛玲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她也因此特意翻譯并出版了普通話版《海上花》。
大導演侯孝賢在上世紀90年代將其搬上銀幕，全片對白都是吳語，宛若一顆“異常溫婉的語言水晶球”，其間卻壓抑著濃稠的罪之美，氛圍正映襯著張愛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襲華麗的袍子，上面爬滿了虱子。
影像包裹著情緒，煙霧包裹著精致，亦幻亦真，像夢又像現實，侯孝賢用雙重的封閉空間構造出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千紅一枯孽海花，萬艷同悲青樓夢，吳儂軟語，繾綣低回間的愛戀深深，不過是寥寥無幾真心下的匆匆一瞥。
“是個戇大，沈小紅說了你幾多壞話，你倒替她瞞著”、”我嚒就說，告訴洪老板有什么不好，有事嚒還可以拜托拜托”、“令堂阿好？阿曾一淘來？寓來哚陸里？”
那些吐納煙氣的對白，于清末上海這燥氣喧鬧之中，有些過分悠然和慢吞，但它的抑揚頓挫，讓那些華服上的光鮮抹上了層淡淡的樸質與哀怨。
黯紅的燈光下，人物像是畫在朱漆屏風上，凝固了時間和姿態，我們仿佛穿越了時間隧道，就在其身邊經歷耳語的輕聲呢喃，一時亦幻亦真，悲喜莫名。在拍攝《海上花》之時，因為梁朝偉無法地道地講出老上海話的韻味，侯孝賢將他的“人設”改為從廣東來的洋務專員。
同樣是風雨飄搖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戰爭之下，繁華落盡，文明的建立需要很久，文明的毀滅卻可以在朝夕之間完成，上海那個時代的繁榮與喧囂卻隨著一個時代而消亡，這或許是《羅曼蒂克消亡史》最深層次的涵義，也是導演程耳要求全片盡量使用上海話的原因。
片中的“羅曼蒂克”并不僅僅是愛情，而是一種詩意和美感，上流人士都在刻意臨摹攀談交流的“上海話”，仿佛那就是一張身份的“通行證”。
對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來講，詩意和美感是無用的，屬于生活的非必需品，是某些階級的無病呻吟，但正是這種“無用的羅曼蒂克”，真正定義了一個所謂“海派精神”，賦予了這段歷史特殊的味道。
導演程耳為了還原“三十年代的上海話”，也可謂用心，如今上海話說“鈔票”，片中暗中刻意說成“洞地（銅鈿）”；再比如“童子雞”、“比腳”、“四馬路的女子”，每每及此，“老克勒”們定然會發出會心一笑，這些略不上臺面的市井之言，既俚且俗。
即便平時不講，也由不得不被耳濡目染。一旦土壤溫度合適，難免會脫口而出。就如同王傳君一句即興的“冊那”，立即引來滿堂彩，堪稱點亮影片。不過，糯、輕、慢，但綿里藏針，終究是程耳造作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拿伊做忒”。就如同片中的杜先生，“人前講人話，鬼前講鬼話”。
“上臺面”的普通話和“不上臺面”的上海話靈活交替使用，不用錯地方、辰光和對象，這才稱得上標準的“老朊”（大佬）。對于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而言，《羅曼蒂克消亡史》中不少演員的口音演繹就過于“洋涇浜”了。
對方言運用的不純熟，或許這是當今演員們的一個通病，然而從某種角度而言，確實也有些“歷史必然”——那個年代的上海，本就存在口音混雜的現象，上世紀初上海市區祖籍外來的占到95%以上，彼時的上海話，更多是蘇州話的變體，因為很多富商巨賈都從蘇州遷徙至上海，這也是吳越文明融合傳承的一種形式。
桑梓風物皆是江南舊夢
同樣的情況存在于影片《金陵十三釵》。唐代詩人李商隱的一句“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蟠”，甚至“預言”了南京的流離變遷：六朝古都，三百年間，征戰不息。
在影片中，除了戰爭的殘酷、人性的光輝，南京方言的啼鶯婉轉、九曲回腸也為影片帶來一抹別樣的風情。
片中所用的是解放之前的南京話，也就是明清時期的南京官話，相當于現在的“六合話”（流傳于南京夫子廟，六合，浦口，江寧一帶），部分詞匯已經由于人口的流動如今很少使用。而影片加強了歷史中吳語的痕跡，比如“去”讀作“key”, “哥哥”讀作“guoguo”，不過或許刻意為之，反讓演員們在臺詞表演上顯得生硬，甚至有些“垮”。
《金陵十三釵》在方言運用上倒不是一無是處，也有亮點，比如以蘇州評彈的演唱方式演繹的歌曲《秦淮景》。
信手捻來，風姿綽約，聽者看客無不沉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這首民歌小調是根據江南民歌《無錫景》改編而來，流行于在上個世紀前半葉，周璇演唱的《花開等郎來》、吳鶯音的《我有一段情》皆是因其而來。
《不成問題的問題》改編自老舍1942年冬創作的小說，導演梅峰還原上世紀四十年代從上海逃難到重慶的老爺太太們的日常，亂世隱隱可見，樹華農場卻儼然一幅小社會畫境。
在地道而駁雜的川東口音間，卻是操著吳儂軟語的嬌太太們打川牌，聽評彈，請著川戲班子來唱下里巴人的燈戲，桑梓風物撲面而來，卻是頗有時代性的諷刺。
三太太是滬上名伶，清唱了幾句“醉酒”，倒是和“第三十二夢”的吳太太水平仿佛：“聽京戲，儂曉得撒，唔要港，當比他們好”。而秦妙齋面對三太太的詰問，發表了一通關于故鄉與他鄉的辯證則點中心結：人離了故鄉，故鄉和他又有什么關系？
當然有關系，許老爺和三太太的上海話圓轉流利，彰顯江浙出身——這富貴的籍貫出身，因為戰時偏安一隅，焉知許先生是因為朝中有人好當股東，還是為了朝中有人好當股東，方言既是人情世故的載體，也是命題。
現世安穩歲月靜好
時間如白駒過隙，轉眼之間便是新世界，在網絡興起并迅猛發展的今天，“江浙滬”大吳地開始有了新的稱謂——包郵區。昔日嬌嗲柔媚的吳腔，也成為市井喧囂間拿腔拿調的代表。然而，屬于吳語的細膩傳神卻并沒有隨著歲月而淡化。
“包郵區”的普通人民生活在改革開放浪潮的最前線，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經歷的戲劇性時刻、身世沉浮間的嬉笑怒罵本身就是一出好戲。
1994年，《股瘋》上映時分地區投放了滬語、普通話兩個版本。內地演員潘虹與香港影星劉青云作為男女主演，內地香港的聯袂引起了巨大關注。
上海灘家喻戶曉的“王小毛”扮演者王汝剛，在其中扮演一個投機取巧的掮客。
另外，滑稽戲老演員吳媚媚演的阿婆。
陶德興演的“瞎子”，林錫彪演的“啞巴”等等均為該片增添了一抹亮色，將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升斗小民的喜怒哀樂，演繹得生動傳神到了十分。
因為滬語無法通過書面語言在劇本上呈現，所以導演在拍攝時基本采用了“文明戲”的拍攝手法——規定場景、角色、重點后，具體的臺詞表演由演員自己發揮。
這樣的自由度讓深諳上海小市民生活的滑稽戲演員充分發揮，比方說片中“步高里”生活的居民們會為用電、用水問題斗嘴，“儂組撒？”“小赤佬，瘋特勒”……充滿生活氣息濃郁的市井腔調，著實為《股瘋》增添了許多色彩。
來到二十一世紀，《海上浮城》以紙醉金迷的魔都退為背景，資本的力量和歷史的浪潮左右著普通人的生活，以死豬飄江的怪異現象作為引頭，從容地帶出主角以及他們各自的掙扎，一幅人間百態徐徐呈現在觀眾眼前。
主演鄔君梅一口流利的上海話為影片“點睛”：“阿拉老早就跟儂港掉，則寧毋要信的”（我早和你說了，這種人不要相信），“個么儂來尋吾組撒？”（你來找我干嘛？）……
尖厲又形象地刻畫出一個既市井又念舊的，既感性又剛烈的復雜形象，里里外外都是上海中年大媽特有的精明。她可以一當百，攔下開發商的挖掘機，氣勢如虹，不畏權勢；
可回到家里，她卻總坐在沙發上發呆，露出脆弱的一面。她為了生計，為了夢想，或為了心中某種執念，“不知死活”地與社會、與時代做對抗，或許那棟夢幻小樓就是一種方言式的隱喻。
同樣是拆遷引發的故事，《陽臺上》就像一部在老上海和新上海之間，緩緩流淌的詩歌。導演張猛力求在每個細節還原真實的上海老城區生活原貌，包括語言——《陽臺上》全程貫穿上海方言。
“陸志強對伐？吾記住儂啦！”來自浙江溫州的王鏘為此苦練上海話，雖說都屬吳語系，溫州話和上海話卻是千差萬別，比如平翹舌的發音，吞音和混音等等。
而影片除了貫穿上海方言，插曲《羅馬尼亞姑娘》也是用上海話演唱，顯得別具風情，讓人仿佛置身嘈雜的老弄堂，窗打開，喊一聲，樓下的人就會跑出來。
語言總是能激起一個人最原始的身份認同感，不管在哪里，對于南京人而言，哪怕在他鄉街頭突然聽到一句“依壁雕鑿”，都能琢磨出他鄉遇故知的滋味，從而熱淚盈眶。
在電影《推拿》中，處處彌漫著這種城市的歸屬感。盲人缺少視覺的感觸，對于語言更為敏感，而吳語中相對鏗鏘的南京話，更是一種煽動性極強的語言，這種碎金斷玉的氣勢彌漫小小的推拿間。
“他們家菜都新鮮的一米”、“隔壁那家不行哎，一烏盡糟，就知道往菜高頭滋水”，但這些語音上揚，抑揚頓挫的語句入了耳，往往受用，這種熱情又市井的話語，顯得真實又誠懇。
南京話有兩個“聞名遐邇”的生動詞語：美女叫“潘西”，男孩叫“小桿子”，而南京的潘西，就像《推拿》中的梅婷，盤正條順淺笑嫣然朱唇輕啟：“這個X人簡直煩死了！”，“不要一天到晚莫里十孤，拾噠別人，阿曉得啊？”
相比之下，同樣是說南京話的《寶貝兒》則遭受了不少詬病。
究其原因，到南京拍攝是因北京不行“臨時應變”，留給主演楊冪的學習時間很緊張。這也提醒創作者，方言問題需慎重對待，如確實需用方言拍攝，務必在演員選擇及準備時間上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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