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性感”標簽確立的背后，是軟色情喜劇的“刻意”迎合。

文/遠山

“為克拉拉觀影”。

克拉拉終究親自“下場”在虎撲的“這波什么水平”中互動網友，為自己主演的《大紅包》進行宣傳。五天前發布的克拉拉打招呼帖子，如今已經突破91萬的閱讀量，回復超過了2000條，足見克拉拉的熱度并不低。這一點延伸到了《大紅包》的評論中，不少觀眾為了克拉拉而觀影。

但問題在于，在《大紅包》的評論中，同樣能夠看到不少類似“克拉拉的出演是在滿足直男幻想”的字眼。尤其是，影片專門有一組對克拉拉身材和顏值進行特寫的鏡頭，雖然播出的時間并不長，但在盡可能地展現克拉拉的“性感”標簽。

實際上，從克拉拉客串《情圣》獲得一定的認知度，到她出演《胖子行動隊》《大紅包》等影片，可以看到的是，大眾和市場對克拉拉的關注并沒有過多地集中在她的演技如何上，而是單純地集中在她這個人上。

再加上，以《大紅包》為例，影片想要表達的主題與實際呈現的結果有著不小的差距，成了更偏向于軟色情的“性喜劇”，更符合不少下沉市場男性用戶的觀影需求，在其中更多展現自己身材和顏值的克拉拉，似乎逐漸淪為了一個消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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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化”的克拉拉—

身材和顏值重于演技。

對于克拉拉，國內電影市場的大眾應該更多的是從《情圣》開始有所認知的。在《情圣》中，克拉拉飾演了一位性感美麗的模特YOYO，角色與她本身的外形十分相符。

隨后，克拉拉在其他國產電影中擔任的角色基本上都屬于《情圣》中YOYO的同一類型，比如克拉拉在《來電狂響》中是喬杉飾演的吳小江經常觀看的女主播安琪拉，在《胖子行動隊》中是包貝爾飾演的郝英俊妻子金秀珠。

實際上，對于身材好、顏值高的克拉拉來說，在影片中成為一個“性感符號”本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從不在少數的國產影片來看，包括《夏洛特煩惱》中秋雅泳裝出鏡的戲份，有些劇情內容需要這樣的性感表達來進行填充，也能覆蓋更多的觀影需求。

問題在于，從克拉拉參演的國產影片來看，大部分情況下克拉拉在其中充當的就是一個單純的“性感符號”，夸張一點來說，她只需要“販賣”自己的身材和顏值，而非演技。這變成了一種對有身材、有顏值的克拉拉的直接消費。

以《胖子行動隊》為例，克拉拉澆花陪著MTV音樂的場景受到了不少觀眾的批評，“對女性的低俗惡意”、“用克拉拉滿足意淫”等字眼并不少見，其中“克拉拉淪為了性暗示道具”一條評論獲得了近2000個的點贊；而克拉拉在《大紅包》上映前夕注冊虎撲社區賬號，并親自進行影片的宣傳，也是同樣的道理。

顯然，這些影片邀請克拉拉出演，更多地還是看重克拉拉身上的“性感”標簽。這極大程度上促使有著這個標簽的克拉拉正在成為一個消費工具。

2

—主題上的迎合與落差—

“刻意”迎合下沉市場。

其實，由包貝爾、克拉拉主演的《大紅包》有著相當有深意和共鳴的深層含義想要表達，主要講述了男主角陳重因為隨禮紅包花光積蓄，而伙同好友們策劃了一出實際目的為“回本”的假婚禮，從而揭露并批判當下社會中本該承載人情風俗的紅包文化變成了面子思想。不過，目前來看，《大紅包》的最終呈現結果并沒有達到上述原定的主題表達。

在不少觀眾眼里，《大紅包》幾乎依然是一部充滿色情趣味的喜劇片。比如，克拉拉飾演的女主Ellie試戲那一段劇情，對她的身材和顏值進行了大量特寫，雖然時長不長，但不少觀眾認為這基本屬于較為直接的色情表達。

甚至，有一些觀眾質疑影片設定的合理性，認為又高又有文化的美女不可能因為一個假戲真做的吻，而喜歡上一個又窮又摳，從公司拿衛生紙回家用的屌絲男，采用了“屌絲男的意淫”等極為尖銳的評價字眼。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大紅包》在貓眼平臺有著8.9萬的想看人數，其中三四線城市的比例加起來超過了60%；1萬多的評分觀眾中有近7成是男性，這一定程度上能夠證明《大紅包》是在滿足這些受眾的觀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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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喜劇的“大紅包”—

至少不應是大力提倡。

實際上，關于國產喜劇，每一年都有著審美疲勞的老話題，也幾乎每一年都有著較為亮眼的成績。這并不是說國產喜劇的焦慮問題不存在，而是國產喜劇不停地在進行升級發展。

從寧浩的“黑色幽默”到徐崢的“囧”系列，再到近兩年開心麻花的“話劇改編喜劇”、陳思誠的推理喜劇“唐探”系列，都與以往的國產喜劇有所不同，總是在給大眾帶來一定的新鮮感。

正是基于國產喜劇在類型題材上進行了更多的突破和嘗試，近年來，作為喜劇片的一個分支和門類，“性喜劇”重新走近了國內觀眾的視野。比如，之前出現的《情圣》和“前任”系列等影片就屬于這一范圍。

對于《大紅包》來說，這部影片顯然也應該歸到“性喜劇”這一門類之下。不過，就目前而言，《大紅包》基本上還屬于較為早期的“走腎遠超過走心”的軟色情喜劇片。這一點從與《情圣》和《前任3：再見前任》的對比就能看出來。

具體來看，《前任3》和《情圣》在“性喜劇”的外衣下，更多探討的是當下男女感情和兩性關系的現實問題，《前任3》聚焦于相愛卻無法相守的愛情“分手故事”，《情圣》則更關注婚后夫妻遭遇的“出軌”問題，能夠實現更多的代入感；而《大紅包》講了男主雇了身為演員的女主以拍電影的名義辦假婚禮，結果真正互生感情的故事，僅這個設定就很難讓人產生太多的共鳴，更不用提代入接下來的劇情。

性喜劇中的“性”，更多的應該是喜劇元素的表現手法和點綴，而非主菜。但在《大紅包》中，“性”似乎就只是為了滿足“走腎”需求，雖然并無過火之處，但對整體內容也沒有更多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大紅包》反而與2010年左右趙奕歡出演的“青春期”系列影片有著不少類似之處，很難說是符合審美逐步提升的當下市場需求的“性喜劇”影片。

尤其是，在購票平臺尚未完善大眾評分的情況下，《大紅包》的排片率已經從上映首日的12%左右上升到次日的24%左右。這種排片變化即使算不上是對《大紅包》的一種提倡，但至少國內市場需要思考的是給“倒退”的《大紅包》這樣高的排片率，究竟對當下市場是不是一件好事，而接下來的市場又應該如何對待其他“大紅包”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