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豆瓣8.3分，貓眼9.3分；柏林國際電影節全球首映后掌聲不斷；入圍北京國際電影節官方推薦，一票難求；因核心主創團隊國籍不符合要求，落選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成為“最大遺珠”。

這些都是環繞在新片《波斯語課》頭頂的“光環”。但略顯遺憾的是，這些光環并未換來“出圈”的市場關注。

影片首日票房不足500萬，與另一部反戰主題的國產文藝片《又見奈良》一同遭到冷遇。然而，就像它們所記錄的歷史一樣，這些好片也許沉重，但不該被遺忘。

《波斯語課》的主創乍看上去沒有明星臉，卻都是實力派。

導演瓦迪姆·佩爾曼是出生在烏克蘭的猶太人。他的大銀幕處女作《塵霧家園》就曾入圍奧斯卡三項大獎。

兩位男主角：一位是拉斯·艾丁格，德國有名的“戲骨”，常年活躍在戲劇舞臺。 

另一位，納威爾·佩雷茲·畢斯卡亞特則是阿根廷最璀璨的文藝新星，曾憑《每分鐘120擊》摘得無數新人獎項。 

導演佩爾曼說，納威爾最吸引人的是“脆弱感”，但在看似弱小的外表下，卻有堅韌而豐富的內心。 

權威媒體《綜藝》更盛贊：納威爾的表現可以與20年前，阿德里安·布洛迪在《鋼琴家》中的表演相媲美。

談到聚焦猶太人悲慘境遇，反思二戰的電影，我們很容易想到《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鋼琴家》《索爾之子》《喬喬的異想世界》等一系列經典。珠玉在前，這一次的《波斯語課》有何特別？ 

“離奇”
  

“生活無奇不有”，這是導演謝飛在《波斯語課》觀后感中的一句話。的確，電影講述了一個近乎“不可能”的故事。

猶太人吉爾斯為了逃過屠殺，謊稱自己是波斯人“雷扎”，卻意外成了德國上尉軍官科赫的波斯語老師。 

為了保命，對波斯語一竅不通的吉爾斯，以集中營關押的猶太人的名字為詞根，編造出了一整套語言。 

就這樣，在700天的時間里，吉爾斯“編”出了2840個假波斯語單詞，而科赫也記住了2840個被他視作草芥的“無名之輩”的名字。

結局更加諷刺：吉爾斯逃出生天，讓遇難同胞的名字得以載入史冊。另一邊，科赫卻因為“假波斯語”暴露了身份，在海關被捕，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這個“瞞天過海”的故事看似不可思議，卻有真實事件作為依托。 

編劇伊爾佳·佐芬稱自己15歲時，就曾在報紙上讀到過這則報道，一直記在心里。多年后創作劇本時，他才發現類似的故事已被德國著名編劇、導演，榮譽金熊獎得主沃爾夫岡·科爾哈澤寫成了短篇小說《語言的發明》。佐芬與導演瓦迪姆·佩爾曼便在小說的基礎上創作出了這部《波斯語課》。

《波斯語課》原著小說

佩爾曼說，吉爾斯和科赫都沒有具體的人物原型，他們可以是那場戰爭中的任何一個受害者和加害人。語言的意義以及戰爭對人的異化才是他真正想討論的主題。

“語言” 

談到影片風格，佩爾曼總結道：在有關集中營的影片中，既有《索爾之子》這樣殘酷寫實的作品，也有如《美麗人生》那樣的現世童話。《波斯語課》介于它們之間。他沒有將鏡頭過多地聚焦在集中營里的殘酷暴行，而是用語言做媒介，講述了一則有關人性的“寓言”。

為了精益求精，佩爾曼專門請來一位莫斯科大學的語言學教授，開發出了片中的“假波斯語”：聽起來像中東語系，同時有語法、前綴和后綴。 

詞根也真的來源于猶太遇難者的名字，這本含有600個單詞的詞典還將于近期出版。 

在佩爾曼看來，“語言”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某種身份的認同。 

“德語”是科赫的母語，他用它發號施令，表達忠心，卻無法闡釋心聲。

“波斯語”則不同，它承載著科赫對戰后奔赴德黑蘭開餐館，與兄弟團聚的美好愿景，是他心靈的一片凈土。 

他用“波斯語”說出的，是無法用德語表達的話，有關家庭，有關夢想，甚至愛情。學習波斯語的過程，又何嘗不是他直面真實的自我，一點點“重拾”人性的過程？ 

這似乎也回答了很多觀眾的疑問：如此漏洞百出的語言，連普通士兵都騙不了，如何騙得過德軍上尉？ 

“科赫不是傻子，但他太想學習這門語言，太想有一個‘朋友’了，甚至愿意自欺欺人。”這是導演給出的解讀。 

的確，那間遠離戰場前線、罪惡中心的“波斯語教室”，與那門只有兩個人聽得懂的語言，在某些瞬間，建構起了一座烏托邦與避難所。

無論吉爾斯，還是科赫，都曾在其中覓得片刻安寧。

但窗外隨時上演的暴行，背景聲里此起彼伏的槍聲，都在時刻提醒著觀眾，罪惡未曾停止，現實何其殘酷。 就像科赫用“波斯語”寫的詩：“風把云吹響了東邊，那里處處是渴望和平的靈魂，我會幸福，隨著云飄向的地方。” 

聽起來美極，翻開來看，一字一句卻盡是猶太人的血淚。

西奧多·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 

沒有真正的反思與自省，詩歌便無意義，文明更無以為繼。 

“名字”
 

影片中還有一處細節值得玩味。 在科赫讀完上文中的那首詩后，微笑著對吉爾斯說：不要叫我“上尉”，叫我“克勞斯”。 

克勞斯是科赫的名字，但在從軍后，卻鮮少被提起。

其實，被一同封存的不僅有名字，還有背后的“自我意識”。

像無數普通人一樣，克勞斯也曾生活在社會底層，因為饑餓，學做廚師。

為了一身體面的制服，加入軍隊，成為龐大戰爭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不僅是克勞斯，《波斯語課》中著重刻畫的幾個德軍軍人都有名字，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愛好音樂和藝術，還會像打工人一樣搞起辦公室政治。

這是導演佩爾曼刻意為之，他想用更“人性化”地筆觸刻畫這些傳統視角里的“魔鬼”和“暴徒”。 

“不是美化或博同情，而是為了引發觀眾的深省：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是如何犯下如此罪行的？” 

就像科赫的自我開脫：我不是劊子手，只是個廚子，也只想做個廚子。

這種麻木的平庸之惡，最細思恐極。

科赫曾問吉爾斯：為了這些無名之輩，搭上性命值得嗎？ 

吉爾斯反詰道：“只是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才成了無名之輩。”

于是，吉爾斯把2840個“無名之輩”編成語言，讓科赫反復背誦吟詠，
 

猶太裔導演佩爾曼也將這段故事拍成電影，讓更多人銘記這段不可被抹去的歷史。

影片開頭，德軍在潰敗前企圖燒毀所有文件，抹去這些名字存在的證據，但結尾，它們卻憑借吉爾斯的記憶，再度重生。

讓歷史記住這些名字，讓人類銘記這段歷史，正是如《波斯語課》這樣的反戰電影最大的意義。

有人問導演，為什么要在當下拍一部二戰電影？

佩爾曼答道：戰爭離我們并不遙遠，這些故事任何時候都該被講述，尤其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