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恰同學少年》劇照

最近，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再次讓輿論聚焦于革命歷史劇的話題。不少觀眾都有一個共識：這些原本嚴肅的作品，越來越好看了，或者說越來越“有趣”了——當然，從影視觀察的角度看，“有趣”可以被理解成更具可接受性，而不只是滿足宣傳功能，審美趣味層面出現了很大突破。

關于重大革命題材的影視劇很多，但具有創作轉折點意義的作品并不多。盤點過去十年的相關影視劇，2007年上映的電視劇《恰同學少年》無疑是一部現象級作品，它創造性地將革命歷史嚴肅話題與青春偶像劇的制作技巧結合起來，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直到今天，當我們觀察革命歷史劇的流變過程時，它依然是一部繞不過去的作品。

《恰同學少年》不僅在當年創造了很高的收視率與業內外口碑，也抗住了歲月的刷洗，豆瓣評分至今維持在8.9分。其實，這部電視劇對筆者影響極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事實上，有類似感受的觀眾絕不在少數，很多90后都是在中學階段看的《恰同學少年》，其中呈現的激揚青春，對正處于最有激情與夢想的年齡段的年輕人而言，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恰同學少年》的成功秘訣到底是什么？或許，在十幾年后的今天，我們可以給出更加客觀的分析。

該劇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的成長敘事，正是《恰同學少年》打動人心的關鍵因素。西方文學里有一種“成長小說”，學術界一般認為歌德在18世紀末創作的《威廉·邁斯特的漫游時代》是“成長小說”的鼻祖級作品，這種敘事方法后來普遍存在于大量小說與影視劇的創作中。其實，廣義層面上的“成長敘事”更加普遍，它往往側重呈現人物的性格與思想的變化過程，從早期的易沖動、不成熟逐步走向深刻與成熟。這種敘事手法也常見于中國當代革命文學，比如楊沫的《青春之歌》，書中的女主角林道靜就是一個典型的“成長敘事”里的人物。這些作品往往更容易打動人心，讀者與書中人物一同成長，獲得強烈的共鳴感。這也成了革命歷史劇中十分特殊卻很有“觀眾緣”的一種敘事方式。

《恰同學少年》也是如此。電視劇講的是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的故事，既展現了學習文化知識的過程，還講述了他們如何通過思考與實踐來理解社會。當時的中國還處于積貧積弱的狀態，這就更激發了他們的青春熱情——將個人的生命體悟融入社會的宏大敘事中，是當時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普遍的心理。因此，我們能從劇中看到，一個個革命先輩從普通的有志青年走向成熟的革命家的過程，而且每一個環節都是符合人性與時代特征的，幾乎看不到有悖常理的雕琢，更不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刻意灌輸。

不少年輕觀眾因此對湖南第一師范當時的讀書氛圍深深向往，也對毛澤東、蕭子升在民間游學實踐十分神往，那種“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情懷，在每一個心存理想主義之火的年輕人那里，都有很強的感召力。這樣的評價，其實并不夸張。筆者最近跟幾個朋友聊起《恰同學少年》，他們都有類似的感觸，只是這些曾經點亮自己的精神火種，可能早已深埋心底，隱藏于庸常的現實生活中，未必需要掛在表面。但當大家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友人，便會攜手共同前進，就像《恰同學少年》里經常出現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這句話，同道之人看到了彼此，就會引為知己。

從這個意義上講，《恰同學少年》的感召力，絕非存在于空中樓閣之上，而是基于人性深處的理想主義情結。或許，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大談理想主義會被一些人譏諷為“不接地氣”，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對剛剛打開精神啟蒙世界的年輕人而言，是無法阻擋的心靈感召。正是基于每個人或許都曾經有過的對更加美好的社會愿景的想象力，《恰同學少年》的故事才能如此打動人心。

拒斥臉譜化的革命人物形象，也是《恰同學少年》提供給主旋律影視劇創作的重要參考。當然，這一點并非該劇獨創，至少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思潮的嬗變，這一表現及其趨勢也越來越明顯了。在《恰同學少年》之后，還有2011年上映的主旋律電影《建黨偉業》，其實也是一場革命敘事與青春敘事的美妙碰撞。在這部劇中最引人矚目的情節，當屬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與中共一大“的“紅船”等章節。這部作品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都有鏡頭展示，極具現場感，還積極修正了歷史人物形象僵化等問題。如今臉譜化塑造人物形象的做法，已經完全沒有市場了。

當然，這些表現手法的嬗變背后，依然有革命歷史劇的堅守。敘事方法可以變化，但對歷史真相的呈現不會改變，昂揚向上的基調不會改變，否則也就不是嚴肅的歷史劇，而是戲說歷史了。要想把主旋律題材的影視劇拍得“好看”，的確需要以上一些技法，從《恰同學少年》開始，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作品，在敘事方法與人物形象塑造上出現了突破，而《覺醒年代》也是如此，期待這類劇作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