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我27歲了，不會開車，沒出過國，也沒有護照，用的還是九塊九的唇膏。”擠在地鐵喧鬧的車廂，蜷縮在西曬的出租屋里，《明天會好的》里的papi醬不再是“集美貌與才華于一身的女子。”她是十八線小編劇蕭渝，也是800萬北漂大軍中的一員。

蕭渝既有papi醬的影子，也是導演兼編劇袁媛的自我投射，把十多年北漂生活里的確喪與確幸，濃縮在蕭渝身上。“她是我，也是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的小伙伴們，就這樣忙忙碌碌，一事無成地熬著。”

袁媛接受1905電影網專訪

在這部導演處女作之前，袁媛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滾蛋吧！腫瘤君》和《后來的我們》的編劇。三部作品都聚焦“北漂”這一特殊群體，從不同角度描摹著這群年輕人的夢想與現實。

站在40歲的關口，透過《明天會好的》，袁媛仿佛在對17年前，那個倔強地背起行囊，從河南小城來到北京追夢的自己喊話：“平庸且不自信的你，終于拿下了那場從未聲張的賭局。”

“西曬”

很長一段時間里，《明天會好的》都有另一個文藝的名字——“西曬”。北京五環邊的簡陋西曬房，是電影故事發生的地方。一個四處碰壁的十八線編劇與同樣潦倒的落魄歌手意外同居，短暫陪伴又各奔前程。

銀幕外，那間西曬的出租屋曾是袁媛在《滾蛋吧！腫瘤君》前長達7年的住所，也許一開始是為了更廉價的房租，但后來卻苦中作樂地愛上了午后那束耀眼又綿長的陽光。“見到太陽的時間要比朝南的房間長很多，你能看到太陽落山的全貌和五環內的北京。”就像與那座城市的距離，這么近又那么遠。

在蕭渝身上，有袁媛在西曬房的回憶，也有她觀察到的，在編劇行業里不停打拼的20多歲年輕人的狀態：忙忙碌碌、一事無成。因為不會寫“甜寵”被炒魷魚；為了糊口“下海”寫網文；被制片人、導演耍得團團轉；當場記打零工；直面各種“潛規則”；“仿佛從來沒有好事發生過”，影片中的很多細節都會讓熟悉這個行業的人苦澀地會心一笑。 

袁媛坦言，與之前的作品相比，蕭渝代表的編劇群體在北漂大軍中是特殊的存在，但他們面對的困境和煎熬卻具有普遍性。“更多的不是物質層面的煎熬，而是精神的煎熬，很多人帶著理想來到這個地方，相信一定會有所作為，但絕大部分人在經歷一段和自己斗爭的艱辛過程后，會發現不是努力就會有結果，這種精神煎熬才是最大的身心摧殘。”

在煎熬和不確定中，蕭渝與季野的相遇，在袁媛看來，更像是兩個孤獨靈魂的互相取暖。他們的關系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陪伴，在現實的底色上沒有更多浪漫的濾鏡，“在一個大城市里，兩個失意的人恰好相遇，短暫陪伴，又各奔前程。”

是堅持還是放棄，是離開還是留下，袁媛到最后也沒能給出答案。蕭渝對自己說：“再挺一年，這可能是我能做到最勇敢的事了。”就像戲外無數個蕭渝還在庸常又瑣碎的生活中堅守著，把未來交給未知。 “我在北京什么都沒有，卻還是離不開北京。”

“后來” 

三年前，同樣是4月，另一部有關“北漂”的電影《后來的我們》上映，頂著劉若英大銀幕導演處女作的光環，被戲里戲外的風波裹挾著拿下13.6億票房。這無疑也是袁媛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

最早，劉若英帶著由自己的短篇小說《過年回家》改編的劇本找到袁媛。那是“奶茶”與另外一位編劇何昕明共同創作的故事，有著濃濃的“臺灣味道”。袁媛和監制一致認為，要想在大陸觀眾的心里落地生根，需要更“接地氣”的表達。 于是，故事的背景被移植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這座袁媛更熟悉的城市。

做人物設計時，袁媛采訪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北漂”一族，特別是與男主角林見清有關的初代游戲打工人。“他們是如何走上這條路的，在打拼的過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樣的困難？”

 與蕭渝相比，林見清的北漂生活更為艱辛：住著隔斷隔出來的群租房，兩人分一碗泡面，在地下通道賣光碟，做客服。袁媛說，這些經歷有藝術加工，但更多的是實打實的生活。比如，她曾見識過名校畢業的同學在酒吧門口招攬客人，最貧窮的那幾年，自己也曾直面這種現實的殘酷，“養活自己最重要。至于去做什么工作，其實并沒有那么多選擇。”

有關愛情的部分，則主要來自袁媛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多年來不斷戀愛、分手、被分手，一直沒能找到Mr. Right。背后的原因很多，因為房子、戶口，也因為愛情。袁媛說，與傳統愛情片不同，《后來的我們》雖然頂著“后來的我們什么都有了，卻沒有了我們”這樣看似“雞湯”的主題，但她卻想把這份遺憾的愛情刻畫得更寫實。或者用一位觀眾的觀后感來總結：哪有那么多浪漫去浪費，對更多的北漂而言，愛情是“奢侈品”。

愛情之外，故鄉與異鄉的關系也是貫穿袁媛三部作品的主題。在《后來的我們》中，她保留了原著《回家過年》的結構，用幾頓“年夜飯”的不同況味，折射出游子離鄉多年間的心態變化。夾在回不去的故鄉與到不了的遠方之間，袁媛借角色之口，傾訴著心聲：永遠都是異鄉人。

在《滾蛋吧！腫瘤君》里，“北漂”只是熊頓抗癌故事的大背景。有人說，“北漂”最怕的是失業和生病，孤身一人病倒在異鄉，才真正體悟到孤獨和無助的滋味。

雖然電影在盡力用喜劇元素和漫畫手法消解著疾病的殘酷，但熊頓與父母的關系仍讓許多人淚目。曾經漸行漸遠、報喜不報憂的家人，在病魔面前，再度重拾血濃于水的親密。

袁媛曾坦言，現在回看之前的作品，受制于篇幅、能力和導演的意愿，多多少少都有缺憾，有些地方說教的意味也有點濃。但她始終堅持，在“北漂”題材的創作中，真實是第一位的，“只會發生在1%的人身上的是狗血，生活有時候已經足夠戲劇，真實才能讓觀眾共情。” 

“明天”

《明天會好的》在宣傳中被定義為“半自傳電影”，但其實，無論是熊頓、方小曉，還是蕭渝，都可以是曾經的袁媛——那個獨自在北京漂過的河南姑娘。2008年，袁媛從傳媒大學導演系研究生畢業，那時的她曾天真地以為名校和科班的背景會為她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但很快便被現實“打了臉”。

“很長時間，我們都是邊緣人，出去以后誰也不認識。出去跟投資人談東西的時候，就像無頭蒼蠅一樣盲打誤撞。”前段時間，一篇名為《腰部演員的憂傷》的文章曾風靡朋友圈，里面寫到，演員張頌文曾有長達十年的時間，年收入不到兩萬。演員尚且如此，十八線小編劇的艱辛更可想而知。

袁媛說，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真正的“工作”，只能靠各種“零工”維持生活：做電視欄目導演、給晚會寫主持詞，甚至《明天會好的》里面蕭渝給服刑犯人導演心理劇的橋段也來自她的親身經歷。

那時候，她常不得已對父母撒謊：“我最近又有了什么工作，掙到了多少錢”，但電話那頭，是聽得出的懷疑和心疼。為了生活，袁媛也曾嘗試過在廣告公司，甚至出版社找一份安穩的工作，但真正做起來才發現自己適應不了，甚至恐懼那樣的節奏。

“我怕那種安全感會變成沒辦法舍棄的東西，那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回想起那段經歷，袁媛常這樣對剛入行的新人說：“別讓自己過得太舒服，這是你必須經歷的過程，只有扛過去，才知道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

就這樣，在“北漂”的第七個年頭，袁媛終于等來了《滾蛋吧！腫瘤君》，一部足以改變命運的作品。她不必再過朝不保夕的生活，也搬離了五環外的“西曬房”，卻坦言沒有被幸運砸中的狂喜，“我早已經跨越了最艱巨的心理障礙，已經翻過了那座山。”

在《明天會好的》上映之際，袁媛寫了一封長信，她說導演夢圓時的心情，就像《心靈奇旅》里的爵士樂手終于站上了舞臺：“我們該如何理解夢想與現實？不在于追逐夢想的結果，而是享受夢想本身給你帶來的快樂。”

這讓人想起知乎上，一則有關北漂的提問：“北漂幾年了？后悔了還是更堅定了？”高贊回答這樣說：“沒有后悔，也沒有堅定，還是像當初一樣，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與袁媛寫在電影最后的那句話異曲同工：“愿你心里的那團火永遠不被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