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的姐姐》翻拍自多年前網絡上一個極具爭議的帖子《父母去世，我該不該養2歲的弟弟》。該電影帶來的探討與爭議，也充分印證了討論這一主題的必要性。要正確理解這部影片，不應局限在原型故事以及衍生出的相關話題層面。因為影片只是借用了原型故事的外殼，它所建構的影像空間真正要講述的是另一個故事和問題。筆者認為，應從話題到問題的轉向，對片面偏執的傳統觀念的批判，悲憫情懷的建構三方面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傳達的理念。

不難發現，影片中悲劇的根源在于重男輕女的觀念，對男孩的偏執讓父母與孩子們陷入無奈的困頓糾結。所以說，影片對于重男輕女這一問題的凝煉與揭出是有力度的，編導沒有就話題而話題，而是從話題上升到問題層面，體現出現實主義創作應有的高度，單從這個層面而言，這部影片是成功的。

影片通過三個震撼人心的悲劇女性形象，有力地控訴和鞭笞了重男輕女的觀念。第一個女性形象是影片的女主角安然。她本應擁有自己的“安然生活”，但當父母偷偷生下弟弟之后，她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干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對婚姻有莫名的恐懼，在父母意外身亡后，擔負起養育弟弟的責任。第二個悲劇女性形象是安然的姑媽。姑媽是個傳統賢惠的女性，從小經歷原生家庭的不公待遇，同是父母的孩子，但事事都是弟弟優先，卻苦于無力改變自己的生活。第三個女性是一個可憐的孕婦。已經有兩個女兒的她，迫于無奈，堅持冒著生命危險生產，為的就是生個兒子，給丈夫和婆婆一個交代。

悲劇形象的設置批判了傳統觀念對于女性的戕害，社會的無形觀念束縛了她們本可能的美好和自由。事實上，重男輕女作為一種觀念，是經過一定的時間和生活經驗的積累所形成的，也就是說，觀念背后隱匿的是共性的認同，這讓某些偏執的觀念“合理化”。由此，此類觀念認知的解構是困難的，影片《我的姐姐》故而是一幕注定的悲劇，體現意識形態選擇的無奈性和承繼性。安然的奶奶重男輕女的觀念害了姑媽的一生，父輩自然而然又承繼著奶奶的觀念，同樣也害了安然的一生。事實上，奶奶和父親也是重男輕女觀念的受害者，可悲的是他們的不覺醒進一步毀滅了親人的美好生活。

從整體構架上看，影片在揭示問題和批判片面觀念的同時還以藝術之心憐憫著深陷其中的蕓蕓眾生，彰顯藝術層面的悲憫情懷。從以下兩個方面可以形成相關認證。

一是安然與弟弟、姑媽以及舅舅的和解。安然與弟弟的和解在于當弟弟不在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對這個孩子無所掛牽，他們應當共同面對片面觀念的偏執；與姑媽的和解在于當安然聽到姑媽關于套娃的訴說后，向姑媽鞠躬致敬，這表達著兩代悲苦女性的跨代際理解；與舅舅的和解體現在墓園外安然朝著舅舅真誠的會心一笑，表達著觀念里男男女女的困頓與悲哀。

二是套娃的物象隱喻。套娃在影片中不僅是敘事推進與意旨呈現的關鍵道具，也是影片悲憫情懷的集中展現。影片中關于套娃的片段不僅讓兩代悲情女性和解，也表現了編導對重男輕女這一傳統觀念的關注。其實，套娃的指向對象并不僅僅是姑媽或安然，更是許許多多個“姐姐”以及套在她們身上如出一轍的辛酸宿命。

當生活的環境將觀念約定成俗為一種傳統的時候，個體力量要如何與之抗衡？現象的本身并沒有對錯，對錯實際上在于這些現象與傳統觀念的沖突所衍生出的悲劇和傷害。于是，我們很容易理解這部影片的開放式結局，既然問題的揭示和觀念批判就一部電影而言也略顯無奈，那么，在上升到悲憫情懷的層面，還需要什么結局呢？或許，也只有這樣的悲憫才能讓人感到刺痛，讓人開始反思。（作者：高森，系濱州醫學院宣傳部副編審，中國藝術研究院廣播電視藝術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