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扎克·施耐德又愛又恨。
作為一個畫冊設計師，我當然知道這家伙的美術功夫有多好；然而我只作為一個普通觀眾，也能知道他處理劇本的能力有多爛。他像是一個蹩腳的廚師，卻總是非常虔誠、不惜工本地使用最高檔的食材。
我覺得他幾乎是一個謎：怎么能如此精致又如此粗糙？如此熟練又如此業余？如此宏大又如此無聊？
01
扎克·施耐德生于1966年，越戰開打的那一年，也是美國經濟開始超級大騰飛的時代。什么是美國？美國就是“想贏”，就是放肆，就是拉斯維加斯永不落幕的歌舞。
△ 《活死人軍團》預告海報
那個時代，地球都盛不下美國人的“野心”：他們1969年登了月；在大銀幕上《星球大戰》把鏡頭直接拉向遙遠的、根本不存在的銀河帝國，開啟了好萊塢的新統治時代；1991年1月惠特妮·休斯頓讓美國國歌打入Billboard單曲榜的前20名；同年年底的圣誕節，“老對手”蘇聯解體......好像連神都在眷顧這個國度。
這幾十年來的好日子，至少養了整整兩代的“紈绔子弟”：從藍領工人到華爾街精英，從黑人到白人，每個人都過得挺拔，自信，體面。
△ 可以看到大騰飛年代就是從1960年前后開始的，Real GDP 是把所有數據按照2012年的通貨膨脹標準計算呈現的數值
美國夢不僅是美國人的夢，仿佛也變成了“全世界的夢”——至少自由女神基座的文字是這樣表態的。美國人民都相信美國會這樣一直輝煌下去，至少一直相信到911發生的前一天。
△ 《活死人軍團》劇照
911之后，時代急轉直下。后面那些事你也知道了——2020年疫情美國死亡人口數量多到簡直不像一個和平年代。和平年代才需要暴力的幻想，用番茄醬做血漿，甜的；如今，不必了，聞聞空氣中的火藥味。
在扎導的電影《守望者》里，Doomsday Clock 的時針抵達午夜，全世界一片廢墟；然而現在 Doomsday Clock 距離午夜也就只有100秒鐘而已了 [注1]。
△ 《守望者》（2009）劇照
令人悲傷的是，扎克·施耐德是個不合時宜的人，他可能自己還不知道。從他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美國留給他的時間和機會都已經不多了。
在他的青少年時代，美國的藍領工人一小時能拿超過23.4美元（計入通貨膨脹）的薪水。到了2009年，他拍攝《守望者》的時候，美國最大的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已經在走破產程序了；在簡斯維爾市的裝配工廠里，9000人在一夜之間失去了生活保障，而這只是在美國消失的880萬個工作崗位之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扎克·施耐德職業生涯中，有一段相當長的空白：他畢業于被譽為好萊塢直通車的ACCD，成績優異，剛畢業就執導了邁克爾·喬丹的紀錄片（那可是1990年的喬丹！），那時候他才24歲。
△ 20出頭的扎導（上），和《絕對的喬丹》（1990，下）
而直到38歲，也就是整整14年后，他才執導了第一部電影《活死人黎明》。我幾乎查不到這這14年間扎導的任何工作記錄，大約知道他一直以Freelance的身份拍攝商業廣告項目。
△ 扎克·施耐德在2004版《活死人黎明》拍攝現場
如果他運氣能更好一點，從1990s年代就能開始拍電影，或許情況就大不一樣，畢竟在20多歲獲得學習機會的成長效果絕非38歲可比。
90年代，好萊塢的“二代”們已經在把持資源，階層固化已經出現，而扎克·施耐德只是一個來自康乃狄克州的毛頭小子，毫無資源，想要靠自己在擠破腦殼的好萊塢獲得工作機會也絕非易事；甚至他職業生涯的轉機，也來自2002年他與紐約出生的制片人 Deborah Johnson 開始交往——他們因為拍攝廣告項目結識，在2004年，就是他第一部電影上映的那一年，他們結了婚，從此導演生涯才順利展開。
△ 沒有制片人妻子Deborah Johnson，就沒有今天的扎克·施耐德
回望從70年代到2000年代那些數不清的、極高質量的精神消費品，多么令人懷念；但是，我得說，它們看似豐饒，其實對于創作者來說，卻是另外一種貧瘠——這些毫無留白的娛樂產品填滿了受眾的想象力空間，對于創作其實是非常致命的。如果只通過科幻創作科幻，通過奇觀創作奇觀，那能得到的只能是已經缺乏營養的二手想象。
所有的藝術都從生活開始，所有的超現實都從現實開始；這個起點是生活，是事實，是文本，是邏輯，而不是一張一張畫，一個一個場面——孩子才會從圖畫書看起。
文本的缺失、古典的消亡絕對不會止步于文本和古典，它們會緩慢地卷走一切；死去的鯨會深遠地影響那片海域的生態，而今天這個碎片化的短視頻時代，對于藝術來說，已經比那時更要“糟糕”一百倍了。
02
我沒有證據，但我相當懷疑扎克·施耐德不愛看文本，大多時候只看漫畫。
在他執導的所有電影中，除了《美少女特攻隊》，幾乎沒有他完全原創的故事，其他項目里只有《貓頭鷹王國：守衛者傳奇》是改編自小說，其余的全是漫畫；而《貓頭鷹王國》這本小說，也是閱讀門檻很低的兒童文學；處女作《活死人黎明》則是翻拍喬治羅梅羅1978年的《生人勿進》。
什么，你問《活死人軍團》？我的理解是他在翻拍自己的《活死人黎明》……
△ 《活死人黎明》（2004，左）和《活死人軍團》（2021，右）
扎導的電影水準往往取決于被改編對象的水準：《斯巴達300勇士》挺好，但是《守望者》更好，電影的差距也和漫畫的差距類似；但是一碰到文本，他的水準又不行了：《貓頭鷹王國》就顯得味同爵蠟——雖然有那么漂亮的CG水和火（從這部電影標志著CG技術徹底解決了液體模擬問題）。
△ 《貓頭鷹王國：守衛者傳奇》（2010）
而他少有的純原創作品《美少女特攻隊》，把一個15分鐘的故事插入了一堆電玩場面，畫面極為驚艷——但是他居然連這15分鐘的故事都沒講好。
△ 《美少女特工隊》（2011）
《活死人黎明》的劇本是詹姆斯·古恩，也就是《銀河護衛隊》的導演；到了17年后的《活死人軍團》，劇本作者第一個名字就是他自己，于是……結果你也看到了。
△ 《活死人黎明》的兩位編劇：“現代喪尸之父”喬治·A·羅梅羅（左）與詹姆斯·古恩（右）
我總感覺，扎克·施耐德的人生閱歷和視野都停留在一個青少年時期，停留在大學畢業前夕的23歲，這一點從他對“性”的描繪上能看出點端倪：
守望者里首哈利路亞那段場面簡直是標準的 Teenage sexuality 的惡搞儀式，而《美少女特攻隊》則充滿了中學生式的荷爾蒙沖動；到了其他電影里，他又非常一本正經地板著臉嚴肅起來，對這些內容絲毫不碰。
△ “哈利路亞” ——《守望者》（2009）
他像是一個標準美式的、體力充沛無處發泄，喜歡刺激的、快節奏的、癡迷于亞文化細節與超現實英雄場面的年輕人——而這種年輕人，多半都是不怎么愛讀文字的。
他一直留在了那個美國夢里，那個所有美國人都欣欣向榮的時代，再也沒走出來，鐵證之一就是他的聽歌習慣。
他的電影里都沒有原創歌曲，而是直接采用經典老歌：《守望者》的片頭是Bob Dylon寫于1968年的Times they are changin' ；
03
現代社會的基礎已經無法再誕生神話，一切生活細節都已經化作可以量化的比特。沒有奇跡，沒有不朽，沒有不會醒來的夢。
2021年，《活死人軍團》被他視作重回起點的活死人軍團在院線和流媒體同時面世，這個時候，互聯網巨頭已經開始蠶食傳統電影的領地，人們甚至開始討論看電影院必要性——看短視頻不也挺好嗎？
恍如隔世。扎克施耐德如今也兩鬢斑白了。我們還需要他拍電影嗎？這不重要，你聽，已經有人開始在問我們是否還需要電影了。
在活死人軍團的開場15分鐘，拉斯維加斯，這個濃縮的美國符號，紙醉金迷的象征，在災難中成為廢墟，那些埋在地下的無數金錢，再也無人享用。這也許是扎克施耐德本人都沒察覺的一個隱喻——美國夢已如灰燼般散去。
在片尾，經典歌曲 Zombie 響起，那是整部電影最動人的部分：這首關于不死僵尸的偉大歌曲，它的演唱者，比扎克施耐德還小5歲的 Dolores O'Riordan，已經去世三年了。
回到開頭，扎克·施耐德的那個謎：怎么能如此精致又如此粗糙？如此熟練又如此業余？如此宏大又如此無聊？謎底已經很清晰了：
這就是美國夢極其所代表物的一體兩面。滿目所及皆是繁華，卻絕非是它承諾的永恒真理，它只是時代大潮中的一座沙堡，美麗，充滿細節，也如那夢境一般搖搖欲墜。
注1：Doomsday Clock，又稱末日時鐘，是一個虛構鐘面，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雜志于1947年設立，隱喻不受限制的科學技術發展對人類的威脅。該鐘每年一月進行一次評估，標示出世界距離毀滅的距離：午夜零時象征世界末日來臨。雜志社因應世界局勢將分針撥近或撥離子夜，以此提醒各界正視問題。當前影響該鐘撥動的主要因素是核戰爭和氣候變化，以及不可復原性的科技的發展。
2020年1月23日，該鐘被被調整為距子夜100秒，是末日鐘自設立以來最接近午夜零時的一次。
注2：《美少女特攻隊》的電影歌曲陣容非常豪華：
Eurythmics 的“Sweet Dreams“（1983）
Bjork 的“Army of Me“（1995）
Jefferson Airplane 的“White Rabbit“（1967）
Queen 的“We Will Rock You“（1977）
The Stooges 的“Search and Destroy“（1973）
The Beatles 的“Tomorrow Never Knows“（1966）
Pixies 的 “Where Is My Mind？“（1988）
The Smiths 的“Asleep“（1985）
Roxy Music 的“Love Is the Drug“（1975）
這些歌曲在電影里都被重新翻唱和編曲過。
本文特約作者
@卓雨卓雨
知名出版人，電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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