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節審片排片人王佳彥 |
1905電影網專稿 6月20日,是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的最后一天。像往年一樣,審片排片人王佳彥會離開藝海大廈20樓的電影節辦公室,結束他一年一度,為期大半年的審片排片工作。
王佳彥戴著一副眼鏡,和藹、愛笑、易接近,微博昵稱“四眼老王”,上海影迷無人不曉。
拜訪老王的這天,上影節進入第四日,恰逢端午,大部分同事都回家休假。今年沒有設置加場,現場觀影問題也有分管同事負責,他說要比以往輕松一些,但只要電影節還在進行,他就會堅守在崗位上,有始有終,直至閉幕。
每到年初,他就會來到這里,先審片、再排片。從1993年參與籌備首屆上影節到1999年接手排片工作,老王服務上影節將近30年,為觀眾排片超過20年。在采訪的不經意間,他呢喃了一句,“我算是世界排片的第一人”。
每天工作超12小時,只為完美的排片表
在上影節排片表出爐前,老王每天早上6點半就會來到辦公室,整棟大樓只有他一個人。
“在安靜的環境下,可以靜下心來排”,他說往年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0點、11點,現在有了助手,稍微提前到8點、9點下班,“沒有花上這些時間,解決不了審片排片的問題”。
老王的辦公環境空間不大,一張辦公桌,桌上有一臺電腦,一只暖水瓶,一個茶杯,以及一摞摞打印出來的排片校對表。
每年上影節的排片日程,都是由他來安排,從這里誕生。
今年他一共審看了833部電影,最終有來自62個國家和地區的405部影片進行展映,這些影片要在10天內分布在40家影院,45塊銀幕,總共放映1423場。
距離電影節開幕第14天,老王在微博上自勉,“加油,我最后一搏必讓電影節像夏花一樣絢爛”。倒計時第8天,他自信寫下,“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6月3日晚,在展映排片表終于公布的那刻,他興奮地向翹首以盼的影迷們報喜,“排片表出爐了,輪到你們做功課了,排的不好請多多包涵,預祝你們搶到票,過一個快樂的六月天”。
老王今年72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在開票前的半個月,他才能收到大部分確定展映的片目,開始緊鑼密鼓地著手排片,時間緊迫,任務繁重,“必須要做一稿、二稿、三稿,最后拿給觀眾的排片表已經是第三稿了。”
排片這份工作看起來簡單,實操過程要面對重重細節,需要很多細心和耐心。
“第一稿是最慘不忍睹的,基本上大致排一排。我知道哪些片子放大廳、中廳和小廳,但是最后會發現很多問題,比如同一個國家的電影,可能在這個廳排得多了,那個廳排少了。劇情片、動畫片、紀錄片,或亞洲片、歐洲片、美洲片的比例也要盡量均衡分布。”
每一次審片,老王都會和同事商量哪些影片應該放在哪些規模的影廳,也會詢問電影研究專家的意見。每次電影節官方發布展映片單后,他也會依據文章的網絡點擊量,來判斷影迷的選擇偏好。
王佳彥和影展部的同事 |
即便積累下來二十多年的經驗,他還是無法準確把握住一點——“知道觀眾都想看什么”。
“大多數都能知道,比如4K修復的《胭脂扣》肯定一票難求。《早春二月》這樣的老電影,以為就放在一個中廳,兩、三百多人差不多了,《海上鋼琴師》公映過了,可能看得人不多,也沒有排很大的廳,結果全都賣光。有的電影排了大廳,買的人卻很少。”
《海上鋼琴師》售罄 |
每一年的展映影片都不同,每一年的觀眾喜好也不同,這永遠是個變數。但老王每年還是會做歸納總結,“當然要不斷學習,把它做得更好,這個是沒有止境的。每次都會有遺憾,每次都會有錯誤,這都很正常,對自己也是個挑戰。”
所有的精益求精,都是為了最終排出一份完美的排片表。
追求更合理、更科學、更藝術的排片
剛做電影節排片工作時,老王面對的只有十幾家影院,100多部展映片,“那時候排片很簡單,要求不高。”隨著展映電影、影院影廳和觀眾數量的不斷增加,排片工作也就逐漸提高了難度。
為此,上影節專門設計出了一套電腦排片系統,幫助他操作排片。直到現在,這套系統還在修改,“改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達到我們的要求。每一次在操作的時候,想到新的問題,就跟設計系統的人反饋,根據要求不斷的完善。”
電腦排片系統 |
這三年來,老王培養出了一名年輕的徒弟,幫助做排片校對。幾百部電影,校對一遍要花很長時間,有了徒弟的幫忙,分擔了以往他一個人要做的大量工作,“每一部電影都要符合它的放映要求,時間問題、票價問題、制式問題,影片幀數不同,有些影院的服務器還不能放,這些都要校對。另外還要配合片方見面會的時間、地點等等。”
僅僅是隨口介紹,就羅列出了一堆校對中要注意的問題,他說,“各方面的要求,都是千變萬化的。”
排片校對表 |
如今上影節的排片日程安排越來越受到影迷認可,這都要得益于從歷史中吸取的經驗教訓。其中就有兩次“事故”,令老王印象深刻。
一次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個晚上,在天山電影院和永華電影院排了同一部電影,因為是膠片拷貝,兩家不能同時放映。他只好采取補救措施,在永華電影院臨時加上三部短片,等天山電影院放完后,再派車把拷貝送到永華電影院,算是及時解決了那晚排片撞檔的危機。
以往排片不考慮拷貝安全問題,影片審核通過后就直接排期,導致有時會出現因電影拷貝未到,改放其他影片的問題。
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2004年,金爵獎主競賽入圍影片《茉莉花開》到參賽首映當日,拷貝仍未到達,只好臨時改放其它電影,引發現場觀眾不滿。
經歷這次錯誤,往后的排片順序得以重新調整。凡是安全到達上海的電影拷貝,都優先排到展映的前幾天,未到達拷貝的電影則往后排放。老王語重心長,“這些經驗都是一點點從問題里得來的,沒有前面這些苦頭,就不會有今天這樣一個成熟期。”
今年在排片日程上,也做了一點小小的修改。原本每天最后一場電影的放映時間是晚上9點,老王極力建議提前到8點50分。
“不要小看這10分鐘,往往觀眾看完電影趕地鐵,就是差一、兩分鐘的時間。”提前10分鐘,讓他的工作難度也增加不少。因為從前一場的6點半到8點50分之間,就不能排時長太長的電影。
老王說,能為影迷想得多一點,就是他工作的動力,“排片就是把片子往廳里放就是了,難就難在把它排好。所有花的時間,都是為了把它排得更好一點,更合理一點,更科學一點,更藝術一點。”
“從第一屆做到現在,就我一個人了”
每年上影節的開票日,老王都會來到主會場SFC上海影城。他曾經是這里的副總經理,會來看看影城的賣票情況,給線下買票的觀眾推薦好片。
即便現在改成了完全線上售票,往年影城在開票日的熱鬧人潮景象不再,老王也不會缺席。每年當日,他都會與影城的排片表背板合影留念。他說,“這是一種情結,已經養成了習慣。”
王佳彥的父親是我國著名科教片導演王光彥,也是經典電影《白毛女》的副導演。今年是建黨百年,《白毛女》入選了“百年征程·紅色光影”展映單元,老王笑說,“今年是父親拍的片,兒子來排片。”
受父親影響,老王從小就是影迷,年輕時經常在雜志《電影故事》上投稿,他喜歡看國產片。這次電影節展映的《柳青》就受到他的大力推薦,“很多80后、90后不知道柳青是誰,但我們這代人都知道他和他寫的《創業史》,電影的整個畫面、音樂都挺好,成泰燊演得也很好。”
《白毛女》《柳青》上影節展映 |
老王與電影的工作聯結很深,他最早在上海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任職,1991年調入上海影城,1993年參與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籌備工作。
上海影城開業以來的三十載,他是一路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上影節成立后的每一個部門,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與身影,“第一屆我主要負責電影交易市場,第二屆是大型活動辦,第三屆我是新聞部,第四屆是影展部。我大概從第四屆、第五屆開始,一直排片到現在。”
上影節辦了24屆,走過了28年,第一屆永遠是老王印象最深的影節記憶。
“第一屆辦完了之后,國際制片人協會通知說,這已經是A類國際電影節了,當時吳貽弓(創辦人)的眼淚都流出來了。”他更清楚記得,舉辦第一屆時因為缺乏經驗面臨的種種困難。
當時他是電影節市場部的負責人,“我們在很簡陋的情況下,在上海影城辦了交易市場。有國內的電影廠,國外來了一兩家,就那么幾個展臺,不像現在幾百個。”
他還記得,第一屆評委看片是與影城一廳的觀眾一道看,評委坐在第10排,前面放了個長腳桌,“那時候奧利弗·斯通看電影遲到,找不到地方了,還是我帶著他去的。”
王佳彥與導演奧利弗·斯通合影 |
在網絡還不發達的年代,上影節的展映片單通過登報紙的方式向觀眾傳達。老王回憶,電影節賣票的第一天,觀眾就在影城大排長龍,很多人連夜坐著,通宵排隊,有從外地趕來的,有為孩子買票的,熱情很高,“這種觸動促使我要把工作做好,要對得起影迷”。
“那時候電影票就簡單一張,沒有寫片名”,“那時候放電影還是同聲翻譯,有人在場下拿著麥克風給觀眾翻譯”,“那時候我在影城上班,每天走得腿都軟了,協調這個事情,那個活動。影城的見面會我一個人包掉了,我主持過山田洋次的見面會、蘇菲·瑪索的見面會”......
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一直都深烙在他心里。
王佳彥與著名影星蘇菲·瑪索合影 |
“從第一屆做到現在,就我一個人,沒有第二個人了,一撥撥都退休了。”老王感慨,如今他還堅持在電影節審片排片的第一線,就是因為喜歡電影,喜歡這份工作。日益壯大的影展部門和團隊伙伴們,也給予他很多幫助。
采訪前一晚,他又到上海影城轉了轉。一個小女孩剛看了《沉默的羔羊》,在影城內拍照,一回頭看到了他,讓他在電影票上簽名,“我簽字又不值錢,但她很開心”。
今年上影節已經落幕,老王暫時離崗,可能會像往年一樣,出門旅游,放松一下。不出意料,明年年初,他還會回到電影節的辦公室。早上6點半就來,打開電腦,泡杯茶,繼續審片、排片,努力為在上海一年一會的影迷觀眾們,送上一份更好的排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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