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視科技大制作、視覺大銀幕式影視作品席卷而來的時代，觀眾對影視的認知與接受度看似走進了一個全新的場域，但實際也伴隨著傳統影視的邊緣化。對電影創作者來說，選取利于制造感官沖擊度的主題，似乎更容易在影視領域博得眼球。而避開這些易于成就高票房的因素，將歷史人物的童年經歷拍成電影，可謂是大膽的嘗試。《童年周恩來》不負眾望，也是一次成功的嘗試。我所理解的“成功嘗試”，不在于它是否成就了主演陣容，而在于它是否能展現電影美學的獨特性，是否能實現電影藝術的功效，是否能支撐起熒幕后的留白空間。

《童年周恩來》側重于將周恩來的過往從史料記載中析出，用劇本表達，以鏡頭展現，是一個將人物從平面打造成立體形象的轉變。有著一段大愛與大悲交織的童年，面對一個大難與大辱壓迫的國家，處在一個舊未亡、新未生的時代，周恩來早年就飽受人情冷暖，看盡世間百態，促使了三位母親在他幼小心靈中播下的種子生根發芽，在救國志士新思想的洗禮中，爆發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洪音，隨他成長的列車駛向遠方的革命。影片通過起承轉合的處理，讓結尾的這句宣言不生硬、不突兀，以個人折射時代，以時代造就個人，從歷史縱深視角去把握時代洪流中的個人命運與思想的塑形過程，達到了史料與藝術表現的完美契合。

《童年周恩來》作為一部紅色題材作品，卻有別于多數場面震撼人心的革命電影。影片從一個十二歲少年的視角回顧過往，青磚與小院，嬉笑與書聲，平靜又溫馨的淮安小城，是童年恩來成長的沃土。全片情節節奏舒緩，畫面取景唯美，如卷軸般展開童年恩來生活與成長的歷程，貫穿著三位女性潤物無聲而灌注的思想力量。在一個以男權話語體系為主的時代與社會，三位女性打破了“喪偶式教育”帶來的偏見，分別從思想層面、學習層面和心理層面，塑造了周恩來愛憎分明的政治人格、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以及堅毅沉穩的心理人格。她們養育“大鸞”，成就“恩來”，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貢獻出獨特的女性力量。影片看似線性敘事，實則以主題與人物進行結構整合，將三位母親的豐滿形象展現于銀幕，格外彰顯了一個偉人所站立的基石之堅硬，而這些宏遠志向與讀書明理之感悟，是缺席的周家男性也不能夠充分給予的養分。影片打破了隱秘的性別對立頑疾，擺脫了固有的以男性為主的革命影視語言，是其思想先進性所在。

這部影片填補了電影藝術在展現周恩來童年時期的空白，也引導性的留給了觀眾思考的空間。我們習慣于贊賞周恩來革命生涯中的高屋建瓴，外交場域中的運籌帷幄，人格品德的無上崇高，似乎覺得偉人本當如此，生而不凡，不約而同地忽略了他也曾享受童年的愛與樂，經歷喪親的苦與痛；忘記了他本是無憂無慮的周家孩童，私塾里的頑皮稚子；看得到他對人民的關愛，想不到他對親人的心結和愧疚；知道他志存高遠，不了解早期的啟蒙與教育。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切都在童年有跡可循。影片沒有直接地表現人格塑形的過程，而是通過留白的藝術方式，水到渠成地完成講述，在不脫離給定框架的前提下，巧妙借用觀眾的思考空間，讓每個人回答有關童年周恩來形象的開放式命題。

“少年意氣不言愁，山河飄零意難休，天下興亡多少事，不廢江河萬古流。”周恩來曾說，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在建黨百年之際，國泰民安，百舸爭流，中華盛世如其所愿，百年初心歷久彌堅。今時今日，跟隨影片再度走進偉人童年，搭乘列車的周恩來步履不停，走向遠方，所有的情懷與志向都蘊含在了眼神中，深邃而遼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