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姐，我現在可以過正常生活了。”這是郭剛堂在找回失散24年兒子之后，給導演彭三源回復的第一句話。
7月13日，在公安部“通報扎實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團圓”行動最新成效”發布會上，公安部介紹郭剛堂兒子被拐案的相關信息。而郭剛堂正是電影《失孤》中，劉德華飾演的雷澤寬的原型。
2天前，公安機關為郭剛堂、郭振（戶口名為郭新振）一家人舉行認親儀式，離散24年的家庭終于獲得團聚。電影《失孤》劇組紛紛送上祝福。片方在新發布的海報上，以一句“這是電影最好的結局”為整個事件作出了最好的注腳。
劉德華特意錄制視頻，“今天我感覺到非常開心而且振奮，因為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兒子，在公安機關的努力之下，終于跟父母團圓。”另一位主演井柏然同樣在社交平臺送上祝福。
電影導演彭三源更是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替郭大哥高興，并寄語給郭新振，“因為他對你的愛我們拍了電影《失孤》，那時候我們就期待這一天的來臨。所以你生父的突然出現，不止是帶給你一份父愛，還帶著天下的祝福！我們知道你平安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并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們為此感到慶幸，為你父親，也為你！因為你父親曾經害怕地問過的‘他還活著嗎’？因為你的回歸給了一個圓滿結局。”
有網友在文章下面評價，“彭導！可以拍個《失孤2》嗎？”彭三源導演并沒有給出拒絕，回了一句，“看誰找我。”一部電影，讓整個事件被大眾關注，更是讓所有民眾加深了對拐賣兒童問題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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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孤”
2011年春節期間，“微博打拐”事件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這一話題，同樣引起了導演彭三源的關注。
自此，彭三源開始了該題材的電影創作和鄉野調查，她聯系了“寶貝回家”等相關公益組織，從各種真實的案例中，觸碰事件的力量。當她越來越深度了解失蹤被拐兒童事件之后，她驚訝于數據的龐大。
在《失孤》上映期間，彭三源在接受媒體時就曾坦言，“我拍這片的所有動機和目的都是為了要幫助這些‘失孤’的父母和被拐的小孩。”
在創作初期，彭三源曾計劃把彭高峰的故事搬上大銀幕，因為當時他重新找到了孩子，但孩子已經不認識他了，這種矛盾沖突自然是一部電影的最佳看點。可結果，這個故事率先被陳可辛導演創作成了電影《親愛的》。
于是，她重新回憶起了自己早年在新聞上看見的郭剛堂尋子事件。
在改編過程中，團隊堅持不去為了追求戲劇化而傷害當事人和他的家庭，同時，所有的改編內容都是得到過法律授權。有了這些現實的基礎，她坦言，控訴并不高級，而要創作更溫暖積極的東西，“控訴激起來的是憤怒，憤怒激起來的是反抗，反抗激起來的是混亂，混亂激起的是更大的悲劇，沒有意義。”
在拍攝中，彭三源曾一度和郭剛堂建議，把郭振本人的照片，印在劉德華摩托車飄揚的旗幟上，這樣后續在電影宣傳期間，也能利用媒體效應去擴大尋子事件的影響力。
或許是一位父親出于保護孩子的顧慮，這個方案當時就被郭剛堂拒絕了。團隊最終在拍攝過程中，仍是選擇了使用小演員的照片。對比現實，電影并沒有給出結局。劉德華問僧人，自己什么時候能找回兒子。僧人答曰，多行善業，緣聚自能相見。
緣聚緣散，緣起緣滅。如今郭氏父子重新相聚，現實中的這份折射，正是電影《失孤》最好的結局。郭剛堂在采訪中也坦言，對于兒子的養父母，自己也是“多了一門親戚”。
截至目前，經過公安部門的努力，已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2609名，其中時間跨度最長的達61年。可見，郭剛堂尋子是近二十余年來，各地公安機關持續打擊拐賣兒童工作的一個縮影。
“親愛的”
當真實事件投射到大銀幕，電影力量也為事件本身帶來更多的關注。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親愛的》，同樣改編自現實中的真實拐賣事件。
在電影上映前兩年，陳可辛被“尋子的力量”震撼，專程到深圳宴請了彭高峰和孫海洋，聽他們講述尋子故事。由此，以他們倆為原型的尋子電影有了雛形。
張譯飾演的韓德忠原型孫海洋，在電影《親愛的》創作時，向電影團隊提出了要求，希望張譯在電影里使用自己孩子的照片，并把自己的電話號碼——“15920054088”加在了片尾。
導演陳可辛提醒他，這樣可能會被更多的電話惡意騷擾。孫海洋卻說，“沒關系，就怕有一天，連騙子都不愿意來騙我了。”
這番對話最后更被導演放到了電影中。電影的力量永遠來自真實，這種不經加工的現實素材，在銀幕上的力量，比設計過的臺詞還要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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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親愛的》片尾 |
2020年元旦，孫海洋曾在微博中寫下對孩子的祝福，“你已經是一個17歲的大孩子了自己的衣服褲子要自己洗，要學會獨立，自己照顧好自己！爸祝你健康快樂......”而在他尋子的十余年中，他參與解救了50多名被拐兒童 。
而上文所提及的彭高峰，正是《親愛的》中黃渤的原型。比較幸運的是，和電影里的結局一樣，他找到了孩子樂樂，只是剛兩人重遇時，一些生分的地方會有所流露。
一開始彭高峰夫婦并不希望兒子再去接觸高永俠——趙薇飾演的李紅琴的原型。但抵不住兒子對養母的思念，兩家才在后來的日子中，慢慢和解。
現實為電影注入了養分，也提供了更多的生機。《親愛的》《失孤》把真實的一面展現在觀眾面前，適當地加入創作元素，同時又遵循事件本身的發展，為觀眾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抓手。
兩部電影在半年內輪番上映，讓兒童被拐賣事件成為了全民的焦點，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這類公益組織的興起，同時刺激了越來越多有抱負的人參與到這類公益項目中，成為志愿者。或許，這也是電影本身的力量。
“真實”
真實事件和電影的結合，一直都是影史上，現實主義作品的重要突破口。
中國第一部長片劇情電影《閻瑞生》至今恰好100周年，而它則是改編自當年轟動上海的真實事件“閻瑞生案”。借著現實和電影的結合，上映初期就反響熱烈，據1927年的《中國影戲大觀》所記載，這部電影在第一個禮拜凈賺了4000大洋。
這種對“真實”的放大，讓觀眾回到事件現場，“參與”到事件中心。正在熱映的電影《中國醫生》亦是如此，當每位觀眾都是事件的參與者時，電影的每分每秒，都能給每個人帶來更深層次的反思和認知。
同樣由劉偉強執導的《中國機長》，也是對真實事件的還原。這些創作既能全景式的還原當時情景，又讓觀眾從根部理解事件背后，每個付出者的不易。
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不少電影均改編自新聞報道，像電影《落葉歸根》《左右》等作品，便是改編自《南方周末》的報道。甚至有內容團隊，深度參與運作售賣新聞特稿的版權生意。
當電影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在乎內容的時候，大眾對電影內容的期盼容易被情緒影響，和現實有所互動共鳴的事件，更能讓觀眾有所移情，進而產生共鳴。
從新聞/真實事件出發，本身所具備的內容之所以能廣泛傳播，更多是事件本身在社會上就有了影響力和刺中大眾情緒的爆點。當單純的文字或者紀錄影像，通過電影這個話題性更強的載體傳播時，其有機會把情感拉動到最高點，同時把事件的社會性拔高。
在過往的創作中，電影《戰狼2》《我不是藥神》亦是最好的例子。
這些電影都是抓住了現實的支撐點，并在創作中提取出了社會性，進而一次又一次地調動觀眾的觀影情緒。當然，這種優勢并不是讓創作者有機會“添油加醋”，而是如何實現在不破壞事實原貌的同時，讓故事在大銀幕上呈現更精彩的光影瞬間。
正如彭三源導演說的，未來不會把郭氏父子的故事拍成電影。如今現實的發展已經和當初電影的結尾有了最好的呼應。因為真實從來不是去自揭傷疤，而是讓人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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