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噸噸噸
2021年，恰逢建黨100周年，《覺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國》《1921》等主旋律影視劇輪番上映（摒棄“高大全”，英雄故事怎么講？），“紅色劇本殺”借著劇本殺東風也深受玩家喜愛（政府定制，文旅推廣，紅色劇本殺成黨建新潮流）。“紅色桌游”也正在涌向市場（建黨百年，桌游也“紅”了），紅色音樂劇同樣正在借助主旋律的勢頭，尋找自身與大眾連接的橋梁，娛樂資本論將持續關注各行各業的“紅色風潮”，敬請期待。
明家姐弟回來了，《偽裝者》回來了。
許多粉絲都沒想到，時隔6年，這個故事會以音樂劇的形式與他們再次見面。由靳東擔任制作人的音樂劇版《偽裝者》是2021年建黨100周年獻禮項目，將分為三部曲在未來三年內先后上演。
目前，第一部《愿得此身長報國》已經開票并且進入排練階段，距離正式演出，還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事實上，除了觀眾熟悉的《偽裝者》，在建黨百年的大環境下，不同題材的紅色故事都陸續走進了劇院。改編自電視劇《在遠方》的同名音樂劇已經開啟了第二輪巡演，被不少觀眾稱為年度驚喜的《新華報童》的第二輪巡演也在籌備中……
根據小娛了解，密集上演的主旋律音樂劇無疑是獻禮的產物，不少項目都得到了政府部門以及藝術基金的支持。同時，這也符合國內音樂劇市場的發展現狀，受到疫情影響，版權劇的引進和演出數量驟減，原創內容成為解決市場需求的關鍵。
另一方面，與電影、劇集一樣，在主旋律音樂劇的創作過程也面臨著各種挑戰。考慮到年輕人的觀劇趣味，弘揚主旋律的同時杜絕過分說教；在充滿正能量的故事背景下，將一些可以預見的情節走向做出新意，并自然融入音樂、舞蹈等元素。
此外，從市場化角度來說，明星效應也在這類作品中有所體現。憑借《聲入人心》為更多大眾熟知的阿云嘎，擔任了《在遠方》的主演并參與作曲，明顯更有票房號召力，徐麗東、劉令飛等圈內人氣演員在這類作品中的出演，也能讓不少劇粉暫時放下對紅色題材的刻板印象。
那么，在現階段的創作風潮下，什么樣的紅色故事會被搬上了音樂劇的舞臺？音樂劇創作者是如何書寫主旋律的？相關作品的面世對音樂劇市場來說意味著什么？帶著這些問題，我們與《偽裝者》《新華報童》的主創以及業內人士進行了對話。
影視IP、真人真事，
哪些紅色故事走上了舞臺？
紅色故事正在被搬上音樂劇舞臺。據小娛統計，去年下半年開始，先后有8部主旋律音樂劇上演或即將上演。
按題材劃分，主要包括兩大類。
其一是現實主義題材，故事聚焦現代，以個人命運的起伏折射時代變化。《在遠方》就以男主角的奮斗史為主線，呈現了快遞行業20余年的發展。
其二是革命歷史題材，帶領觀眾回到過去，聆聽特殊年代中革命信仰熏陶下的個人成長和家國情懷，但側重點所不同。《忠誠》和《偽裝者》都是典型的諜戰故事，《烽火家書》借戰友替戰死的黨員向妻女續寫家書，勾勒出1931到1949年的歷史。《新華報童》則講述一群賣報少年與《新華日報》、共產黨之間的淵源。
從取材來看，同樣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以真實人物和事件為原型的全新創作。《重生》以云南一線緝毒民警羅金勇及其妻子的經歷為藍本。《莫伊拉號》的故事來源于疫情期間被迫停泊在日本橫濱港的“鉆石公主號”。
還有一類是經典重現，包括影視IP改編及舊瓶裝新酒的故事。《偽裝者》《在遠方》均改編自電視劇。《新華報童》的靈感來自1979年的電影《報童》，該劇編劇曹瑜的另一個紅色項目《閃閃的紅星》也和老電影有關。
為什么被搬上舞臺的是它們？如何選擇適合音樂劇舞臺的紅色故事？
曹瑜表示，報選題之初也受到過質疑，“當年的電影已經沒多少人記得，現在的年輕人會看這個嗎？”但新鮮感也來自于此，而最讓曹瑜覺得有創作空間的是，“大部分主旋律講的都是成年人怎么面對亂世，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群街頭的賣報少年，這點就很新穎。”
大型劇目敲定選題時會綜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偽裝者》是上海音樂劇藝術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部原創音樂劇，監制兼中方導演馬晨騁跟小娛分享了背后原因。
首先，電視劇版播出后收獲了大批粉絲，擁有進一步挖掘的IP價值。這個故事也同時體現出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三層屬性，正切中主創想要傳達的作品氣質。
此外，《偽裝者》塑造的明家三兄弟符合音樂劇作品常見的三男主形態。盡管它是一部諜戰劇，但親情、友情也是其中亮點，這些情感用音樂的方式去呈現，會產生另一種打動人心的效果。
搖滾說唱、炸裂群舞，
音樂劇如何奏響主旋律？
音樂劇在形式上更豐富，但要么屬于IP改編，要么因紅色題材的屬性而萬變不離其宗。倒推至創作端，各團隊面臨的難題存在共性，創作時也呈現出類似的解題思路。
其中，最基本的一點是構建新的故事。
以《偽裝者》為例，有電視劇在前，觀眾對情節走向及人物關系都非常了解。所以在保留部分名場面和關鍵設定的基礎上，原著作者張勇創作了很多番外。
其次是采用更凝練的情節線。靳東表示，“縱觀全世界的音樂劇，它的故事都極其簡單，因為有大量的唱段、舞蹈，敘事就要進行壓縮，《偽裝者》作為一部諜戰劇，講述的又是極其復雜的故事，這兩者構成了基本矛盾。”
為此，《偽裝者》分為三部曲，每部聚焦不同的人物和核心主題。《愿得此身長報國》把側重點放在明誠身上，《亦敵亦友故人來》的主角是明樓和王天風，《風蕭蕭兮易水寒》則以明臺和明鏡的關系為主線。
在具體創作上，曹瑜的經驗是利用好唱段的敘事功能并適當留白。
《新華報童》塑造了一組群像，但無法交代每個人的身世和內心世界，有的角色只有一首歌講述個人故事。劇中，一位自稱九哥的女孩，被爹娘賣了之后流落街頭，混在報童中間裝強大。編劇只給她安排了一首獨唱曲，“她沒有述說自己經歷過什么，但觀眾能從字里行間捕捉到她的故事。”
鮮明討喜的人物能夠提高觀眾對主旋律作品的接受度，關鍵在于找到角色與現代人的共同點，刻畫出其成長的內在邏輯。
曹瑜給報童們的定位是“亂世打工人”，起先是為了生存，然后才受到革命精神的感召。《偽裝者》也是如此，張勇告訴小娛，音樂劇中的明誠有一段前史，還未投身革命時，也只是個單純懵懂的年輕人。
如果說，引發觀眾共鳴的重點在于故事和人物，那音樂和舞蹈的編排則對調動情緒起到關鍵作用。
這次有多部作品都采用了大膽多元的音樂元素。搖滾、說唱、流行、國風，甚至一些幽默的戲曲等元素，出現在《新華報童》《烽火家書》《忠誠》和《在遠方》中。在這一點上，創作者們或許是受到以嘻哈為主的美國主旋律音樂劇《漢密爾頓》的影響。根據不同作品的觀眾反饋，類似嘗試確實讓人眼前一亮，但并非百試百靈，創作者在運用時也很謹慎。
曹瑜坦言，自己有向《漢密爾頓》致敬的想法，而前提是音樂與文本、主題的適配性，不同元素的比例和平衡也需要考慮。馬晨騁表示，《偽裝者》還是會用管樂、弦樂去表現宏大主題，演員的演唱則采用經典的音樂劇演唱方式。
主旋律音樂劇中不乏大場面，所以舞蹈部分有沖擊力的齊舞、群舞出現頻率較高。據導演分享，《偽裝者》配備了較大規模的舞蹈團隊，演員陣容超過30個，展現諜戰、舞會和社會動蕩時都有不同的編排，這也讓它和以家庭戲為亮點的劇版有所區隔。
最后，主旋律作品肩負價值觀傳達的重任，但革命信仰和奮斗精神可以讓觀眾通過氛圍、情緒去感知，風格調性但并不一定要嚴肅、正經。《在遠方》中穿插了密集的笑點，《新華報童》的服裝設計甚至帶有時尚感。
叫好叫座有難度，
為原創音樂劇蓄力是關鍵
在北京、重慶兩地先后上演時，不少自來水為《新華報童》賣力吆喝，但其票房并未與口碑達成一致。曹瑜告訴小娛，“單從賬面來看，北京的票房還不錯，重慶的票房一般，其實是沒有辦法支持這個劇在重慶完成那么多場演出的，但演到后面，有觀眾來三刷、四刷。”
這部劇的演員屬于大眾認知中的“無名之輩”。曹瑜提到，曾有朋友建議啟用更有票房號召力的選角，而她堅持以合適為標準，團隊在找投資時也決定了這不是一部大體量的作品。
但不可否認，有知名度的演員能夠對劇目的票房起到明顯的加持作用，典型案例是阿云嘎主演的《在遠方》，每每開票都需要觀眾拼手速搶票，而這也是當前國內音樂劇市場的整體趨勢。
不過，主旋律音樂劇的票房與上座率之間沒有絕對關系。
因為故事發生于重慶，《新華報童》得到了當地的投資和支持。曹瑜表示，對方沒有提出創作方面的要求，只希望能有部分公益票給到特定觀眾，比如轟炸遇難者的后人。
通過整理可以發現，多數紅色音樂劇都有政府部門參與出品、甚至是制作環節的指導，出品方也是北京演藝集團、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這樣的單位，并屬于不同文化藝術基金的扶持重點項目。
據業內人士分享，藝術基金對成本的覆蓋只是一方面，正值建黨百年之際，企業、學校都有黨建或青少年教育的活動需求，相關項目會更容易進入這些機構的采購體系。不同劇目的觀眾都在反饋里提到，自己看的場次都是滿座，有家長帶著小朋友，還有舉著黨旗來看劇的。
可見，除了觀眾自主購票，團票、贈票、公益票的存在保證了上座率。從某種程度而言，紅色音樂劇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商業化。
從音樂劇行業的角度出發，這批主旋律音樂劇不僅是慶祝建黨的產物，同時符合國內音樂劇市場的發展規律。
長期以來，國內音樂劇市場中占比更大的是版權演出，大部分資本也都向這類劇目傾斜。
直到2018年，《聲入人心》的走紅為市場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音樂劇市場規模為4.48億元，而2019年市場規模達到7.21億元，同比增長60.94%。
消費端也對音樂劇表現出較強烈的興趣，據上海市演出行業協會統計，音樂劇市場的消費數據增速在11項演出類型中居首位。大麥戲劇廠牌在疫情期間做過調研，音樂劇觀眾呈現了更年輕化、更懸殊的性別比例，以及更多頻次的高消費。年輕女性觀眾占比增加，95后和00后消費群體不僅在一線城市非常顯著，在二線城市也達到40%。
此外，受到疫情影響，版權演出的推進遭遇阻礙，倒逼從業者向原創音樂劇發力。包括主旋律項目在內，當下有越來越多制作方在加碼原創音樂劇。此外，這一品類正成為IP產業鏈上的重要環節，吸引到平臺的入局，《重生》的出品方之一就是騰訊影業。
在馬晨騁看來，中國原創音樂劇目前還未出現絕對爆款，也就是在影響力和傳播度上能夠達到《劇院魅影》《媽媽咪呀》水準的作品，但疫情給行業帶來了非常大的機會。
那么，中國原創音樂劇離絕對爆款有多遠？有可能從中主旋律音樂劇中誕生嗎？
縱觀那些擁有長久生命力的國外作品，都有過硬的質量、成規模的演出場次等作為基礎。從制作到演出，幾乎每一部都歷時多年打磨，所以爆款的出現需要大量的時間。
有業內人士告訴小娛，從疫情至今，原創音樂劇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還沒有一部真正的頭部作品出現。具體到創作層面，如何用音樂講故事的根本性問題并未徹底解決。
以主旋律音樂劇為例，從目前的市場反饋來看，這類作品或多或少也在創作上暴露出一定的問題。
比如，不少觀眾提到《烽火家書》結構松散，劇情跨度長達19年，對歷史事件的流水賬式陳述干擾了故事主線。再比如《重生》，真人真事改編的禁毒題材為音樂劇舞臺首見，但是緝毒和愛情兩條線的比例失衡，成為“披著‘禁毒’外衣的愛情劇”。
所以，對于上述兩個問題，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主旋律項目在中國原創音樂劇的發展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便是建黨百年的時間節點過后，也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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