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黑風暴》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對真實案件進行藝術化改編，用多線交織的方式、跌宕起伏的情節、形象豐滿的人物，引發觀眾對權與法、情與理、善與惡等問題進行思考。

作者：而歌

日前，《掃黑風暴》迎來大結局，綠藤市黑惡勢力犯罪集團被徹底搗毀，曾經被陰云籠罩的綠藤市及市民，終見陽光。

9月10日，電視劇《掃黑風暴》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者圍繞其主題呈現、劇本創作等方面進行了討論。

國家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副司長周繼紅表示，《掃黑風暴》最突出的特點是真實，其創作重點不是“黑”和“惡”，而是“掃黑”和“除惡”。對于這一特殊題材的駕馭，主創團隊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對真實案件進行藝術化改編，用多線交織的方式、跌宕起伏的情節、形象豐滿的人物，引發觀眾對權與法、情與理、善與惡等問題進行思考，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情感沖擊力。

作為反映中央部署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第一部電視劇，《掃黑風暴》在創作過程中，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的精心指導。周繼紅說，中央政法委為主題立意、案件篩選、情節設計、人物塑造等各個方面提供了專業的指導意見，提高了劇集站位、提亮了劇集底色。她同時希望廣電視聽相關機構能夠繼續加強現實題材創作，為廣大觀眾奉獻更多精品力作。

挖掘真實的力量

《掃黑風暴》的背景設定在虛構的綠藤市，但其故事則由中央政法委篩選的真實案例改編而來，包括轟動全國的孫小果案件、湖南文烈宏案等，這些無論在現實還是劇中都算是大案要案。

如何體現大尺度的真實又不落窠臼？這部劇的答案是“兼容紀實風格，也大膽嘗試戲劇化表達”。

首集開篇中，中央督導組的專車駛入綠藤市時，想要在路邊攔車遞舉報信的薛梅被不明勢力撞死，黑惡勢力之猖狂初現。這一設計是中央政法委和導演在劇本創作開始時就確定要凸顯的。

“前者體現了黨中央掃黑除惡的決心與力度，后者反映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以此開頭不僅確立了作品的深度，且確保了全劇先聲奪人的戲劇性。”中央政法委政法綜治信息中心副主任王猛說。

總導演五百表示，真實和尺度是《掃黑風暴》創作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真實性是我們在創作中一直反復討論的，前期采風我們觀看了大量的卷宗和審訊視頻，看完之后決定把案件打散，用細節填充故事主線”。

在具體創作中，為了展現故事及人物的復雜性，團隊摒棄了常見的臺詞推進，拍攝了大量留白式人物微表情，應用主觀視角和特殊運鏡，比如李成陽的耳鳴，馬帥死后李成陽中間實、外焦虛的主觀視角，以及具有強烈明暗對比的構圖等。

《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新文認為，這種將真實案件打碎重新再編織，建構故事、人物、情節的創作手段，使故事性、戲劇性更精彩，藝術張力更強。

《掃黑風暴》播出后，在臺網端都收獲了亮眼成績。騰訊在線視頻副總裁韓志杰分享了一組數據，截至收官，該劇站內播放量超46億，超2500萬的彈幕中，“致敬英雄”“掃黑英雄”等是高頻詞。許多觀眾、網友通過這部劇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和掃黑英雄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和更深的敬畏感。

藝術化呈現社會肌理

《掃黑風暴》除了把握真實的尺度，還具有哪些看點？

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編輯部主任李躍森提到，《掃黑風暴》用一種“驚心動魄”的方式將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呈現出來，并進行了藝術加工、藝術創新。“《掃黑風暴》沒有被真實案件束縛，不跟在生活后面亦步亦趨，而是使用典型化手法，跳出個別案件，在廣泛收集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事件基礎上加以集中提煉。它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情節帶有普遍意義，恪守了現實主義典型化的基本原則。”

在中國傳媒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教授盧蓉看來，作為類型劇，《掃黑風暴》藝術化地呈現了社會肌理。劇中人物的命運、恩怨、善惡背后有著密集的社會信息。

劇中，李成陽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源自14年從刑警到在黑社會中摸爬滾打的經歷；臉上有刀疤的大江隨身攜帶邢凡送給他的粉色保溫杯，那是一個從底層爬上來的小混混向善的心；孫興是十惡不赦的人，也是渴望母愛會流眼淚的孩子……

基于此，盧蓉提出三條現實題材藝術化創作的建議：現實性最有效的落點是人物群像；用心琢磨每組人物關系和每個情緒表達的內在邏輯性；塑造人物的時候不要忘記主題。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評價，官、商、警、黑的復雜關系在《掃黑風暴》中表現得有深度和現實感。“劇中人性塑造得有深度，探索了‘犯罪發生學’，解釋了是什么把人推向了犯罪，并警示、引導人們向上、向善、向前、向美。”

文藝評論家仲呈祥稱《掃黑風暴》是一部“現實主義的社會教育劇”，不同于一般的掃黑專題紀錄片，也不只是單純記錄案件，“它通過講故事，塑造了鮮明的、具有人性深度的藝術形象，讓觀眾懂得了掃黑除惡的必要性、嚴峻性，以及我們黨從巡視組、到基層干部、再到人民群眾那種堅信正義戰勝邪惡的偉大力量，這是這部劇的主題，也是這部劇值得肯定的地方。”

編輯 | 隨芳芳  寧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