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霜絳

延續著《中國》第一季最后的開元盛世，第二季第一集中，李白和杜甫雙雙登場又先后謝幕，在他們的命運浮沉背后，盛唐風華漸漸歸于沉寂。

這是紀錄片《中國》第二季的起始，在此之后的半個月里，從盛唐到辛亥革命，歷歷一千余年的歷史圖卷由此徐徐展開。

一年多前，《中國》一經出世，就引起一片“國產紀錄片天花板”的美譽，獨特的劇情化敘事方式輔以電影級別拍攝手法塑造出頂級視聽效果，它以一種更加生動浪漫，兼具質感與代入感的方式講述著宏大的中國通史。兩季內容先后播出，均引發廣泛的關注與熱議，融合傳播指數已經位列黃金檔冠軍，受到觀眾極大認可，高質量之作有口皆碑。

《中國》第二季沿襲著第一季的敘事方式和拍攝手法，但是呈現風格和態度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制作人李東珅解釋道，“因為第一季離我們更遙遠，所以它在我們心目中的狀態會更詩意、更浪漫、更飛揚，到了第二季，不管是文本還是考古，我們所知道的歷史細節都更加豐富。”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季相比第一季顯得更為多元，但這不是創作者理念或是技術上的升級，而是歷史本身的變化所致，“例如在第一季，我們一定要把孔子拍得那么繁復，構建一個假定性的全場景，因為我們并不知道當時到底是什么樣的，但是到第二季，因為有大量的文獻、圖畫，甚至后期有影像資料，我們越來越知道當時具體是什么樣子。”

“一切從歷史本身出發”，這是《中國》的理念。它想做到的，是將泱泱中華幾千年歷史講述出來，將根植于中國人血脈的精神圖騰傳遞出來，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后，其它所有的東西，都只是“身外之物”。

“沒有定義”的《中國》

在大眾對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常規認知中，它的敘事本質是文本敘事，也就是說，所有信息量的提供，故事的展開，整體情緒的推動都首先依賴于文本，影像是文本的疊加，《中國》顯然不完全囊括于這樣的概念中。所以，與其說《中國》是對傳統歷史題材紀錄片的開拓創新，李東珅更多的是不太愿意為這部片子下任何定義，或者說，把它放進一個框架中。

“沒有定義”的《中國》，首先體現在文本與影像的邏輯關系上。

例如《中國通史》《河西走廊》等等之前的很多歷史題材紀錄片，都是先有文本后有影像，影像的作用就是圖解文本，所以在它們中既會有表演，也會有大量的空鏡和特效，為的是助力觀眾對文本的理解，但相對來說，影像的存在價值十分有限。所以，《中國》的團隊開始思考如何在歷史題材紀錄片中增強影像的敘事價值。

在兩季《中國》中，文本和影像都分別負責不同的敘事，是一種既統一又間離的關系。文本仍然在講述歷史，而影像負責另一層敘事，表達一種情緒和狀態，以及一種想象力的延伸、疊加。例如在第二季第一集中，影像完全是李白與杜甫的生平，但是文本會去解讀這個歷史人物所在階段的社會、政治、經濟等背景，將人物命運與歷史背景勾連起來。

從制作過程來看，《中國》第一季仍然是先有文本后有影像，“到了第二季就完全不是這樣了，我們先把歷史史實切割了很多片段，將它拍出來，然后在這個切割后的片段里填進去解說詞，現在觀眾看到的解說詞文本實際上是我們的最后一步。”

雖說《中國》講述的主題是幾千年的通史，但是中國歷史本身紛繁復雜，很難通過一部影像作品一言蔽之，同時，《中國》的敘事方式是，每一個朝代選擇一位或多位歷史人物作為主線，在這種情況下，歷史背景的講述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人物的命運脈絡，所以，信息的取舍問題也經過了重要的考量。

正如撰寫通史書籍的人很多，但是內容都完全不同，因為每一位作者的歷史觀點和歷史態度都不一樣。“寫通史是為了看懂今天，我認為這是一個核心的問題，那么我們既然選擇在這個時候用影像來構建中國史，出于影像的內容限制，完全把中國歷史影像化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們只能選擇一些歷史的瞬間。那至于這些瞬間怎么選取，這個就是基于我們的歷史觀點和思考展開的，比如說，一定要與今天產生關系。”

“千人千面”歷史觀

雖然《中國》每一集講述的是不同的朝代，但是作為一部連續式影像作品，它并不是“小品式”的，而是每一集之間都有著緊密的關聯，也就是說，它是以“中國”作為一個主角，講述她從成長，壯大，到迷茫期，再到最后的成熟，這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在我看來，歷史在不同的時期就像一個人的成長一樣，比如小學的時候受家庭影響，會對這個世界產生初步的思考，那么中國也是一樣的，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們確定了國家的原生思想，在此之后所有的思想體系都是它的融合延伸，所有‘思想研發’都在這個時期完成了。”所以第一季的第一集，選取的人物就是孔子和老子，“思想萌芽”是這一階段中國的成長主題。

到了下一階段的秦漢時期，成長主題就是“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遇到了挫折，在解決挫折的過程中積蓄了新的力量，也就是“不同民族的思想大融合”……雖然每一個階段都必然在思想、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同步發生著變革，但是當把它放在中國的整體脈絡上去思考時，敘事主題也就顯現出來了。

兩季之間同樣有所關聯，《中國》做了一個十分巧妙的設計。

在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時間去到了大唐盛世，在貞觀、周武等等不同的歷史階段中，《中國》選擇了開元，“因為開元是一個極盛向極衰的轉折點，第一季講到極盛，那么第二季的第一集就仍然從開元年間講，講它的衰落。”

同時，第二季第一集出現的人物是李白和杜甫，這與第一季第一集的孔子和老子也有映射，“孔子和老子所代表的儒和道成為了未來中國人的雙重精神選擇，進則儒退則道，那么到了第二季，一千多年過去之后的儒和道是怎么樣的？我們就選了杜甫和李白，一個成圣一個成仙，就好像一千多年前孔子和老子的一個鏡像一樣。”

而在李東珅看來，通史這件事，創作端各有考量，觀眾的認知同樣“千人千面”。

前兩天有一個朋友家的小孩，因為很喜歡這部紀錄片，和他有過一次交流，過程中孩子問了他一個問題：“隋文帝是個皇帝，為什么他死的時候身邊只有一個人？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你為什么要這樣拍？”面對一個小孩，李東珅很難解釋清楚所謂的“內心凄涼和孤獨的影射”，但是他很理解，“因為這就是他的認知看到的東西”。相對應的是，當另一位歷史學家看的時候，向他表達的是對文本的贊美和對歷史態度的認可。

“每個人看到的維度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放進去的一些觀點，包括對于今天和未來的思考，觀眾會獲取到什么程度，我覺得跟他以往的閱讀和人生經歷都是有關系的。”

為了更加豐富《中國》的閾值，團隊在配音上也下了工夫，既有楊瀾、何炅，也有制作人，并于3月8日推出了一個全女聲版本。“中國的歷史缺少女性的聲音，我想讓女生去配音，因為當以她們的視角去閱讀歷史的時候，一定會有不同的解讀和認知，我覺得還蠻新鮮的，以及我自己去配音，其實就是想拉低它的高度，或者說讓這個作品更貼近普通人。”

所以，《中國》不是一部完備的、宏大的、壯闊的通史，它更像是一部中國歷史的索引，當觀眾依據自己的理解看完以后，會想要去做一些延伸的閱讀，這或許就是《中國》存在的意義。

“表達欲”大于一切

雖然不同觀眾群體會給到截然不同的解讀，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完全集，有人只愿意看一個朝代，或是某一個歷史人物，但是這些反饋在主創們看來，恰恰印證著這是一部很“多維度”的作品，在紀錄片受眾有限的當下，顯得難能可貴。

“我認為真正看紀錄片人非常少，這是我基本的態度，對《中國》來說，我相信看完兩季加起來22集的人有，但是一定很少。一部紀錄片非常需要靜下心來去感受，相對于其它品類，它的受眾一定是窄的，不會那么廣泛。”

在這樣的前提下，從業者“堅持”的源頭一定不是“掙不掙錢”，或是“我拍出來的東西有沒有人看”，“因為沒有人看，也一定不掙錢，但是沒關系，因為它最終還是會有一些受眾。就像當初的《河西走廊》播到今天，還不斷有觀眾去看，這是一件讓我們作為創作者覺得很滿足、很過癮的事情”。

在內容市場變化的大環境下，紀錄片也在隨之尋找新的生存模式，很多更加短平快，或是娛樂性較強的紀錄片作品開始涌現，對此，李東珅的觀點仍然是“不定義”。很多真人秀綜藝可以使用紀實的拍攝方式，紀錄片的風格也可以有娛樂化的元素，在他看來，一部片子要表達創作者的想法，可以選擇很多方式，只要它是合適的，那就是有效的。“我尊重一切存在的現象，但是我不會受影響”。

當然，“另一個維度更多的就是平臺的考慮，或者說為了盈利端的考慮，就是觀眾接受度的問題。我始終認為，我沒有辦法猜測很多，通過大數據去指導創作這件事一定是個偽命題，即使當我們完全猜準觀眾，然后去進行創作，但是這個創作也會是落后的，因為是觀眾過去的認知，那一個作品會不會起到引領性的功能，這件事很難。我非常認可一句話，當你覺得所有的創作是為了資本或者流量，這就是萬惡之源，因為一旦有這樣的思想，作品就會不斷地調整，覺得哪里都不對了，因為你不自信。”

面對市場狀況對于行業人才的影響，李東珅并不擔心，一切都將歸結于“作品為王”。《中國》吸引到了頂級電影團隊的加入，是出于對好作品共同的“表達欲”。“當市場狀況可以影響一個人從業選擇的時候，那就說明他本身的表達欲并不強烈，所以我不認為當他留在行業里的時候可以創作出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