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訊 日前，電影學者、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李迅來到了第四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大師班現場，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與國際知名電影教育家、電影導演揚·舒特深談電影創作以及電影教育。揚·舒特將從自身作品出發，與觀眾們分享多年來的電影創作經驗。并與國內專業學者李迅共同探討德國電影的變革與發展。

揚·舒特的電影關注移民的個體訴求，以及移民文化在德國的具體處境。他的作品溫柔、克制，在當代德國電影書寫中留下輕盈一筆。這種溫柔來自于一種詩意的紀錄式影像，自然光線與開放音響為環境注入了真實豐富的細節，世界各地的外來語往往交替混雜勾勒出移民文化的多元融合。

揚·舒特同時也是一位教育家，理解不同文化的多樣性和超越國界的合作成為他的核心工作。在與李迅的對談中，揚·舒特提供了多元文化下如何進行創作的建議。在不同國家的電影教育環境中，他表示應該鼓勵自由的交流與溝通，并對歐洲與中國的電影教育方面，進行了比較與展望。

以下為大師班現場實錄：

李迅：非常榮幸能請到您來和大家做一個關于電影創作、電影教育的交流。因為我想在座的中國觀眾還不是特別了解您，請您就自身的創作經歷做一個分享，給大家介紹一下自己的電影創作情況。

揚·舒特：我過去是在英國居住，并且住過很多不同的地方。對于藝術和哲學的了解我們是有自己的一套商業模式，之前我也是在創作領域有相關的教育，并且很多年前在德國電影、電視臺中擔任過一些相關職務，也創作了很多作品。我很開心這次能在銀幕中給大家分享一些小片段，通過短片或者紀錄片的形式來呈現我的想法，這些也是我創作的影片的一部分。

首先，我要給大家來分享一些我的作品。比如《龍食》和《溫克爾曼的旅行》，都是非常低成本的作品。由于當時預算有限，我們根據一些限制條件去拍攝。在1987年，我的低成本影片獲得了一些獎，除此之外我也開始進行紀錄片還有其他影片的拍攝，當然是嘗試不同的類型，包括在電視臺播出和電影院中上映。這些對于我來說都是激動人心的，當時我們和很多年輕技術人員、工作人員共同合作，組建一個團隊來實現影片制作。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又開始做不同的嘗試。除此之外，不僅是實操，在教育方面我也很高興和學生分享。當時我還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我們會共同創作與討論。哈佛大學是非常頂尖的學校，也有藝術專業，也是非常良好的文藝及電影分享的陣地。二十多年我一直和學生進行分享，和他們分享這些方面的教育令人開心。我還在一些德國電影中擔任導演，五年前我也是美國一個電影學院的主席，后面我就到了上海在上海戲劇學院擔任了相關科目的教師。上海戲劇學院很美麗，有許多同事以及國際大師共同探討學問。

李迅：您在電影節放映的幾部影片，都是八十年代拍攝的。當時應該有不少德國導演已經開始在國外拍電影，看您的電影與他們的電影有著非常明顯的不同，特別是涉及了外國移民，無論是非法還是合法的移民生活。您以非常寫實的方式進行表達，很幽默且有喜感，《龍食》中有巴基斯坦移民，關于中餐和巴基斯坦菜的比賽很有意思，他們在為生存進行斗爭和努力。我所了解的八十年代德國電影，很少有外國移民這樣的題材。去拍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移民題材的電影時，包括《再見美國》里面的波蘭猶太人的生活，請介紹一下您在電影創作上的想法。

揚·舒特：我的第一個五十分鐘紀錄片，《龍食》的中餐和巴基斯坦餐廳中的一些場景，以及其他移民主題影片，我為什么要拍這些？因為在我的研究中我認為它是世界現實的表現形式，也是我們生活當中活生生的例子。我們也知道德國有著非常復雜的歷史背景，過去有納粹主義等等。由于當時的情況，一些人紛紛逃離了德國。在這種背景下，我就覺得現實當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移民是一種全人類的運動，包括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當然并不僅僅是德國，而是在整個世界人口的變遷史中，我現在正在用英文和大家交談，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是通過中文同時翻譯給大家，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看到這正是一種模式，是一種不同語言、不同國家、不同形式的變換。有一些導演對于拍攝相關的紀錄片感到非常自豪，德國導演在復雜的世界中成長起來，根據他們看到的去展現，在微小的世界中去傳遞信息。

李迅：對于移民的表現，我們看到有幽默、喜感的人物，雖然他們很艱難，在奮斗的路上遭遇到一些痛苦。這跟很多人在表現移民題材上那種特別沉重、郁悶的方式很不一樣。移民題材的紀錄片大多數以艱難困苦的生活作為一個對象，有喜感、幽默的表現相對較少。在九十年代到2000年之后，這種喜感、幽默是不是您比較突出的元素，貫穿在您的現實主義作品中？

揚·舒特：我認為在德國電影中這種戲劇元素其實也是一種嚴肅的形式。在創作人物時我表現了人物在生活困難中的掙扎，他們微笑地面對生活。當然，我是從實實在在的人中學到了這種幽默，所以我把它融入到創作里。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世界公民都有幽默細胞，并不僅僅是德國人，所以從移民身上我確實看到了這種閃光點。我也從我的學生中看到了他們的幽默感，在和學生交流時我們有很多語言障礙、文化障礙或溝通上的困難，我們通過不斷的溝通來互相理解。所以在電影創作中這給了我很多靈感，我也把這種幽默的方式放在了紀錄片里。在我的一個五分鐘短紀錄片里，可以看到人物在做飯的情節，以及對人物的表現方式。他邊炒菜邊介紹自己的生活，他的性格給人很大的激勵和鼓舞，我很珍惜這樣的感動瞬間。

李迅：這也讓我們可以了解到揚·舒特影片中的人物取材于哪里，以及他在紀錄片中塑造人物的方式。我聽說您過去談到對于紀錄片的形式并不滿足，它不能按照您的想法去創作或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所以轉而從事故事片創作，是不是這樣呢？

揚·舒特：我從第三部紀錄片開始就感到很厭倦了。我很疑惑能夠與這些人有多親密的接觸、對他們能有多了解。有一些故事很私人，我不想揭別人的傷疤。比如他們的婚姻生活，我不想在紀錄片中過多地介入他們的個人隱私，而是要尊重。但在故事片里我可以展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轉向故事片創作。并不是說我不喜歡紀錄片，因為我不想把什么東西都揭露或暴露出來。但是故事片沒有這個限制，它可以戲劇化地呈現，有一個講故事的過程。因為所有故事都有現實的基礎，所以故事片也會給我們生活以啟迪。在拍電影時，我們可以利用觀察到的各種細節和情況，對現實進行自然的延伸。

在故事片里，你可以把內容都計劃好，知道每天應該怎么做。在拍紀錄片時，我的小型攝影團隊有著不確定性，我認為紀錄片拍攝更像是一次對未知領域的探索。拍故事片讓人精疲力盡，但是拍紀錄片，我們會有很多閑暇時間。這是很兩極化的情況，也不是說誰優誰劣，拍故事片也有它的問題。這就是我為什么要轉向故事片的原因。

李迅：您在影片中塑造人物的時候，一直和人物保持同樣一個水平，以他們的視點和生活方式來拍攝他們，而不是站在比他們更高的視點上。在《再見美國》中，開頭是一對波蘭猶太夫妻和一個老頭回家鄉，后來有一對夫妻還是回美國了，但是另外一對留在波蘭繼續生活。實際上，你并沒有去說這兩對夫妻哪對應該留下或去評判他們，而把他們放在和你一樣的水平，去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感受他們應該擁有的生活方式或未來，我覺得這種處理非常好。在創作中常常看到導演高于人物，去控制人物形象，您是否認可這種創作者控制人物的做法？

揚·舒特：不同的影片中有不同的角色，你首先得在頭腦里有一個整體梗概。我覺得需要體驗角色，站在他們的角度去思考。比如紀錄片，它是真實的、貼近生活的，在拍攝時我們不能告訴別人應該怎么做。所以我用同樣的方式去尊重我的演員，我期待他們把真實一面呈現給故事情景。我覺得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細節都非常重要。對于《再見美國》的現實情況，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如果你沒有足夠的金錢，你不可能支付得起當時的生活，所以他們所面臨的情形是會讓他們去探索，去思考人生是什么。我用電影展現出他們的生活與困苦，困苦是這些人真實的一部分，是不可剝離的。他們如何實實在在地生活并掙扎，在我的很多紀錄片中也都有展現。

李迅：與八九十年代創作的這幾部影片相比，最近十幾年創作的一些影片比較商業化，比如有一些劇集、商業片。在工作方式上，尤其對于人物處理，前后的創作有什么區別嗎，特別是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的比較。

揚·舒特：在過去三十年中，我對人物的拍攝非常多變，我想做的并不是追求專業，而是去貼近生活。因為我們要面對不同的觀眾，所以不能用一種單一的形式去呈現，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在電影、電視中呈現不同的角色，通過不同的技巧來確保成功地塑造人物。這些商業電影的拍攝耗資巨大，第一個困難就是成本與資金，第二個困難是人物的協調，與導演之間的溝通等等。我一直在思考，對于年輕人的相關教育也很必要，他需要和外在的世界交流。學生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關于人物的拍攝各不相同。我們可以去根據不同情況去發展，在復雜的情形中不斷去嘗試與溝通。因為電影制作通常是未知的旅程，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故事呈現給觀眾，使得我們的電影呈現出不同的元素。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用自己的理念、電影的形式和語言去溝通，然后在溝通中去實踐與發展人物。

李迅：在《再見美國》和《龍食》這樣的影片中，可以看到您和不同種族、不同民族的演員以及工作人員一起工作，而電影制作過程中會遇到人和人之間的文化差異問題，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您怎么看待和處理？剛才我們已經談過了在影片中的對于文化差異的表現，現在也請您談一下在影片制作時劇組里的文化差異。

揚·舒特：一開始我和一些朋友，不同的工作成員合作時，遇到了很多問題。我經常更換攝影師，最終還是找到了最親近的伙伴，我把他稱之為摯友，他真真正正地了解你。《再見美國》也非常復雜，當時條件比較簡陋，我們就只有一個設備進行溝通，特別是當時在冬季拍攝時氣溫只有零下幾度。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中和不同的人去溝通，最后成片真的出人意料。

在不同影片中，比如剛才提到的移民題材影片、在波蘭發生的故事，都是根據我們自身經驗和經歷或是現實見聞去拍攝的。每一個地方都有故事和人物，我們所要做的是去溝通，相互信任，讓別人了解你這方面怎么拍，你的理念怎么樣。拍攝是一種技術，要在這個過程中做決策，關于不同的創作要如何選擇。而現在你要做的就是怎么去應對這些問題，起爭執時不要去動怒，而是聚焦于問題本身去解決，把這些問題轉變成一種優勢。這就是我在和團隊溝通中以及影片制作時遇到的挑戰，我們會以一種樂觀的精神去應對。非常記憶猶新的是，拍攝時我發現嗓子完全失聲，非常難受。但我仍通過一些軟件不斷地溝通，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挑戰，我們一定要去克服種種困難。

李迅：我注意到《再見美國》里的制片人是一個美國很重要的獨立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James Schamus），他也做過李安的編劇，能給我們分享一下與他合作的情況嗎？

揚·舒特：在影片中我確實有和他合作，詹姆士也拍攝了李安的影片，并且他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導演。他通過這種鏡頭拍攝出最佳的影片，我覺得這是他們之間最良好的合作。在之前的拍攝的過程中，會發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說這個劇本真的是有點偏中國化了，他就一遍遍地更改、溝通，他說我實在是不想拍攝這方面，因為中國的元素太多了。我們說有差別其實差別也不大，很多故事都差不多，不管猶太人還是中國人這邊，我的學生和我講中國父母的情況。我們看到文化有不同，但是也沒有那么不同，因為我們都是人。

李迅：德國是一個電影創作上非常多樣化的國家，我們也想知道您的影片在多樣化電影創作中的位置，您有沒有一個自我評價或定位？

揚·舒特：我不認為我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我在美國住了有十年，也在上海教書，我并沒有很多影片是在德國執導拍攝的。在七十年代，德國電影如日中天，制作得非常好，有很好的傳統。但是現在情況不同，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十年中，德國電影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中西德變化之后。我們周邊有不同的歐洲國家，德國和中國的關系也很好，多年來關系挺不錯。我認為我們還得看下一代電影人會怎么樣，比如說美國、德國、中國，我們拭目以待，我看到中國的勢頭也很不錯。

李迅：近二三十年的德國電影，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是合拍，德國和不同的國家合作，比如法國、荷蘭或北歐國家，會有投資人去投資美國的獨立電影，也會有華裔導演在德國拍攝。結合自己多元化的拍攝氛圍，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您對現在的多國合作制片的方式有什么展望和看法？

揚·舒特：在過去的十年和十五年中，并沒有很多的優質的德國的影片制作出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德國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很多錢都投資于其他領域，事實上確實是德國有很多的聯合創作、包括對很多的國際知名導演進行大部分的投資，這是很有意思的發展趨勢，確實也有中國的導演得到了德國的投資，我們還得拭目以待看看未來會怎么樣，我現在還不好說。我不知道將來會怎么樣，但是這樣的一個聯合制片的勢頭確實是在出現，我也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但是德國是開放的態度只要大家愿意合作，德國人都會愿意合作，比如說大眾車在中國各個地方都有運營，這是非常開放的態度。我們的劇院、醫院都是開放式的合作，我們都有這種模式。

李迅：剛才您提到在七十年代的時候德國電影是一個高峰，因為出現了溫格等很多這樣很出色的導演，而最近的二十年在國際上比較有影響的就是柏林學派，想請您分享一下您對于七十年代德國新電影的影響以及現在柏林學派在國際電影影壇的地位，包括對夏特萊娜導演的看法及觀點。

揚·舒特：確實你剛才是提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導演，其實有一些導演還在做導演工作，他去年還完成了一個電影，你還提到了柏林學派。那么事實上我們看到電影家也期待有不同的電影的推出，沒有保證一樣的風格。所以柏林學院也經常受到批評家的批判，我們等待新的形式出現，推動德國電影的發展。

李迅：揚·舒特先生在國際上，包括在美國、在歐洲都做過電影教育工作，是美國著名電影學院的校長，專門從事電影推廣、從事研究生級別的電影教育，包括自己也成立了電影學院來做電影教育，現在又來到中國，成為上海戲劇學院的教授。您認為美國、歐洲、中國這三個不同地方的電影教育，從比較的觀點來說他們有什么不同？或者對于您來說有什么意義的不同？

揚·舒特：第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中國上海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電影的未來，所以說很多的學生他們都非常地期待著能夠去市場上大展拳腳。不光是做導演還是演員，其中找到很好的機會，在德國沒有這樣的市場，是一個非常小的不太成功的電影產業。

在學校里面有很多業內的一些資深的人士到學校里面進行相關的討論，我們希望在2023年我希望能夠邀請一些業內的人士進入學校里面開展一些討論、教育工作。因為過去三年中，我們做這個工作非常的困難，所以我們在學校里面能夠給學生以激勵、能夠激勵他們成為制片人、成為導演、成為創作記者、寫腳本。他們可以跟業內的這些大佬溝通中學到很多的東西。

李迅：在三個不同的地方，比如你會鼓勵或者在教育中鼓勵不同的學生，做制片、做導演做技術的相互交流嗎？以及在實踐的合作中是不是會進行鼓勵？

揚·舒特：這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交流的合作過程中需要學會相互尊重。美國的合作精神是非常好的，因為他們了解每個人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中國的話學生注意力放在導演上，我們應該所有的人都相互尊重，應該鼓勵這樣的一種溝通，不要光把注意力放在導演上。中國的學生更有活力。

舉個例子，如果你去一個酒吧，在美國，旁邊的人就會在半個小時之內一直跟你聊天，聊個不停你就會了解他的生平，他是什么離婚、結婚的，你在中國和誰坐在旁邊、坐在一起，他就會問我問題。他會問我從哪來、你來中國干啥等等。

但是你要學會怎么樣去講故事，所以對于中國學生來說他們在講故事方面還是有點難度的。所以我們也要鼓勵學生講故事，特別是如何和觀眾交流。這樣的話，中國的學生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也會慢慢有改觀。

李迅：聯系到剛才您講的，學習電影應該去跟周圍的人去交談。這個交談實際上是為你進行故事創作服務的，而不是把那些東西交流、交往、交談的東西如實搬上銀幕。這是有一個凝練的、一個故事的錘煉的過程，而不是直接講生活是怎樣的，我們就把它表現成怎樣，您能進一步講一講故事跟生活的關系嗎？

揚·舒特：其實故事就是故事、生活就是生活，不過他們也是交織在一起的。所以講故事其實也是從生活當中得到了靈感。它也許是我們自己的故事、也許是大家的故事。所以在講故事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知道和理解，比如說我們如何去開場、我們如何去進行結尾這些都是要進行訓練的，得到一種正確的操作模式。

李迅：假設如果沒有疫情的話，我知道在美國南加州大學跟中國傳媒大學做一個聯合項目，六個中國學生、六個美國學生合作一年拍攝兩部影片，六個中國學生、六個美國學生配對，一共做六部影片，短紀錄片這樣的情況，每年有這樣的項目進行。比方說如果沒有疫情的話，從您的教育理念來說會鼓勵或者說會去做這樣不同文化，或者不同的國別的學生在一起去學習和合作這樣的項目嗎？

揚·舒特：確實這也是我完全贊同的，因為我也會邀請他們的學生，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比如說之前我們每年也會派學生去上海。我覺得國際的合作是非常地重要，它能夠進行不同種類的學習、并且能夠來了解不同的文化。包括在影片的呈現當中的技巧都能夠得到延伸，所以我之前在德國來進行這種交流的項目當中，我也是給他們定一年的交流。但是確實也是產生了非常大的成效，但是我覺得在未來這種諸如此類的合作數量上會更加地提升。當然我也是期待著比如說明年夏季我們真的能夠來到中國或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的時候，我也是非常樂于旅行，因為在之前我們都是自由地交流，我們通過這種方式相互的了解推動未來的方向的發展。并且邀請不同的人來德國，本科、研究生都有。我們有很多的這種類似的德國的學生，非常想了解中國。

李迅：針對學生一直鼓勵學生不斷的實踐、拍片和不同工種的同伴去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相對而言我想問您把理論和歷史的教學放在一個什么位置上？比方說電影史、電影理論對于電影創作是非常必要，還是可有可無呢？

揚·舒特：在我們來教授電影的科學或者是電影的課程當中，我們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去要求學生或者要求我們自己去觀看更多的影片，這是實操方面。

比如說包括小說、包括一些電影的創作、這些故事。但是我覺得在實際的操練方面我覺得歷史還是非常重要的，理論我覺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李迅：其實歷史也是了解在這一百多年中，都有什么樣的電影風格、都有什么樣的類型的發展、風格的發展、美學的發展。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畢竟電影史上無數的導演為我們留下了非常多的經典。通過學習經典影片我們可以了解電影是怎么拍攝出來的，特別是那些杰作，電影語言是怎么形成的、我們如何繼承或者突破這些語言。這可是作為電影史非常重要的。我下面的問題是因為電影學習從教育的角度講有學智的東西，比如說從比較低的層次講會有三個月、半年或者一年的技術學習，一般來講做技術工作。也會有導演、編劇包括攝影這樣的專業，需要更高一個級別的學習，那么我是想問在歐洲或者美國是不是，揚·舒特自己覺得是不是在研究生這個級別學習編劇、導演、攝影這些主要的主要創作是比較合適的？或者說歐洲、美國他們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因為在中國您知道，中國從本科開始招收專業的學生，差不多18歲就上了電影學院去學習所謂導演、編劇、攝影這些東西。我了解在美國、在歐洲在研究生這個階段才進入這些專業的學習。我想問一下揚·舒特先生是不是這個情況，以及揚·舒特先生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揚·舒特：其實不同的國家它是不同的，在這種教育的系統當中，在國外確實是從研究生的階段開始學習。并且在之前也是經過了五年甚至十五到十年的人生的經歷各種去探索，所以并不僅僅是單純的這種教育。而是生活和教育聯系在一起，我的學生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才開始進入這種專業的學習。

李迅：在美國他們要求一定要在大學有兩年的，無論什么專業的學分都可以，得有兩年的其他的專業的一個學習，才能有資格報告電影專業的學習。在電影繼續上兩年只是基礎的學習，真正的分專業實際上在研究生階段。像剛才揚·舒特先生講的，你得有一個不僅僅是學校的學習的經歷，應該有其他的學科學習的經歷，以及社會的經歷。對于電影創作更有利一些，這個您是不是贊同？

揚·舒特：是的，因為這種經歷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人類的工作當中對于人類這種不同的階段、不同的認識很重要。你做一個電影不僅僅是模仿其他的電影，而是實實在在的個人的經歷尤其重要。并且確實我們在今天討論當中也是談到了非常廣泛的，不單單是電影。

李迅：請揚·舒特先生講一下比方說歐洲比較了解歐美的電影教育中，在研究生分專業的這種電影學習，導演、攝影，他們最看重什么？最看重的比方是以作品為標準、還是說是不是綜合的一種考慮。比方說咱們中國講論文，包括理論和歷史的一些修養等等、也包括在創作中展露出來的潛力和才華。看美國和歐洲這邊的教育最看重的是什么？

揚·舒特：我們也知道藝術它的呈現方式是非常復雜的，并且在電影的創作當中都是不斷地學習的過程。所以在教育方面其實不管是研究生教育，還是專業博士，都是會犯各種各樣的錯誤，我們要不斷地實踐。所以我們要在教學過程中體現這樣的一個特點，要允許他們做各種各樣的實驗，我也更愿意給他們一些考試、一些提示。而不是給他們一個分數，因為我不好給他們一個分數。比如說你93還是89分沒有辦法判斷，所以我們在教育體系里面要把藝術教育要作為一個特殊的領域對待。

李迅：下一個問題是我們知道在整個世界的范圍內，電影的種類是非常多的。從一般的所謂的敘事電影、紀錄電影、動畫電影、實驗電影。實驗電影中會分散文電影等等，比方說一般的敘事電影或者說紀錄電影和實驗電影，學生在教學中我們以哪種電影為標準來教育學生？比方說我們講電影藝術的話，一定在藝術電影或者實驗電影中，或者在跨學科我們在藝術與實踐結合的電影可能是比較我們認為非常棒和非常高級的那種藝術形式。但是從敘事電影看，實際上敘事電影常常會被在藝術面前被貶低的，這時候在電影教育里面我們到底是以敘事電影作為一個標準來去教育學生、衡量學生，還是藝術電影。比方說有的學生我了解無論在做專業博士的作品的時候都會做實驗電影，那么做實驗電影的學生跟做敘事電影的學生你們怎么來去考量他們的水平？

揚·舒特：我們實際上就是說都是竭盡所能，不管哪類電影，好不好打分，是不是行得通。有的電影最開始的話受到了很多的非議，最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像數學、不像其他的科學。所以說電影制作不是一個非常科學的東西。

李迅：你們對于MFA學生的電影作品，和對于專業博士生的電影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嗎？

揚·舒特：我們沒有MFA，我們只有碩士學位，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沒有把電影作為我的一個職業去做，我們需要有MFA，但是不僅僅需要有一個博士學位，它不是一個科學，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學習。

李迅：好，謝謝揚·舒特先生，因為時間差不多，我們把時間留給在座的聽眾。所以應該有一個我們聽眾提問跟揚·舒特先生交流的環節，聽眾有提問題的可以舉手。

觀眾一：揚·舒特導演您好，您有一部影片叫《布萊希特的最后夏天》。我想請問布萊希特作為戲劇大師，在戲劇手法上對您的紀錄片和故事片的拍攝的影響，以及有一些論調里面提到的紀錄片進行去戲劇化的過程，這個看法您怎么看？謝謝！

揚·舒特：感謝您的問題，我對布萊希特非常的尊重，但是我認為這個理論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有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藝術的概念才能吸引別人的注意，所以說很多杰出的藝術家，都有很艱難的生活經歷。我對于布萊希特的生活軌跡是非常感興趣的，這個電影是為他寫的詩歌、一首非常美麗的詩歌。布萊希特曾經非常的不快樂，所以這部電影不是在討論他的理論。雖然我們那邊可以看到有一些雕像來紀念布萊希特，但是我不認為他的理論對于我的創作會有很大的影響。

李迅：您這部影片是基本上是一個博萊希特的傳記片，這里面有兩個點，一個是博萊希特和當時的政府的關系，第二個是他和他所有的情人、包括他的妻子，您把他一生的情人都集中在1956年生前最后一個夏天，進行很戲劇化地呈現，這兩個點在當時影片公映的時候有沒有引起過爭議？包括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

揚·舒特：首先這個不是一個紀錄片，是我對生活的一個詮釋和闡釋，所以里面展示的都是事實、基于研究的事實。那些事情并不是同一天發生的，并不在五六年的同一個夏天發生的。是我們通過了一些戲劇化的手段把他們集中在同一個夏天進行展示，所以博萊希特的夏天很不高興有這樣的電影，他們感到很不安。

當時這個電影也是獲獎了，我想這是對生活的一個嘗試。我非常享受制作的過程，我只想再講一下，他的妻子說博萊希特是一個非常忠實的丈夫，但是他有太多的妻子，這真的很不幸，他們共同的生活了幾十年。我們是希望感覺呈現出生活的一種非常幸福的狀態，實際上他是不幸福的。但是這部電影不是一個紀錄片，不是說他們那些人都在同一個夏天里出現，我們是用戲劇化把他們進行一個處理。

他和政府的關系非常復雜，他住在西德，但是美國不允許他在西德居住，所以他住在東德。他在東德和政府的關系也不好，其他的人對政府也不滿。但我們的藝術家又做不了什么，只能接受現狀。

觀眾二：想問一下，電影的無障礙制作的問題，您對這些制作視障、聽障無障礙的版本導演有什么樣的看法？

揚·舒特：這確實是一個不同領域的問題。這種剛才提到的聽力障礙、眼睛障礙的人士，也是觀眾的一部分。并且在媒體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也是需要進行此類創作來滿足不同的人群的需求，讓每一個人都了解電影的發展。所以我們對于這部分觀眾也應該有相對應的版本，但是這的電影制作還在持續的發展當中。

主持人：非常感謝揚·舒特先生您的回答，以及李迅先生的主持、以及參與我們現場到場的每一位觀眾！今天我們的活動到此結束！

李迅：謝謝！

揚·舒特：非常感謝大家參與電影節的大師班，非常感謝李迅先生問了我很多的問題，在今天下午我也是學到了很多，我也是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面對面地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