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展現女性遭遇婚姻家庭暴力為主題的華語影片，《我經過風暴》在上映前便吸引了眾多輿論眼光。然而，影片上映后票房和口碑雙重撕裂的表現，源于影片立意精“深”和敘事輕“淺”的錯位所造成的接受偏差，也折射出當下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在處理現實素材問題方面的不足。

立意精“深”：抽絲剝繭揭開女性家暴困局

在前期劇本創作階段，電影采擷了多個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家庭暴力案件作為素材，試圖以公司女高管徐敏在婚姻中遭受家庭暴力并艱難離婚，以至于殺夫入獄的坎坷經歷為中心，串聯起當下女性在反抗、逃離家庭暴力時面對的重重阻力。

作為施暴者的陳均，既有著高校教師和“好父親”的光環，也有因熟知人體結構從而施暴不留痕跡的暗黑標簽。當徐敏因不堪暴力向外呼救時，這些光環和標簽就成為陳均自我辯白并謀求旁觀者同情的有力武器，更成為徐敏無法突破的第一道防線。

當家暴沖突成為家庭事件時，除施暴者和受害者外的家庭成員則默契地成為家庭暴力的掩蓋者。正如《紅樓夢》“變生不測鳳姐潑醋”一回中，王熙鳳撞破賈璉私通仆婦后的遭遇一樣，“磕磕碰碰是難免的”“熬一熬就過去了”，成為一些家庭成員勸解受害者的常用話術；施暴者則常常在“以后可不許這樣”高舉輕放的訓斥中，獲得了除受害者之外的集體諒解。徐敏和陳均所在的兩大家庭對于家暴問題的有意或無意輕忽，成為徐敏無法突破的第二道防線。

隨著家暴沖突走出大家庭范圍，發展為社會性問題，基層治理機構也有可能成為屏蔽家暴受害者求救訴求的第三道防線。在影片中，面對徐敏的家庭沖突，居委會大媽除了勸告徐敏“把你的丈夫送進去有什么好處”外，只是把施暴者陳均叫來當面調解，并沒有認可家暴的“可關注性”“可討論性”，致使基層機構未能及時阻止家暴的進一步發展。

而最終進入司法程序的家暴，也可能因為取證困難，無法為受害者提供有力的援助。徐敏在遭受家暴后，因為不好意思而未及時進行有效的司法鑒定，造成證據不足，代表了現實生活中受害者的共有心態。陳均移除徐敏的取證設備，卻最終因自己的監控設備而坐實了施暴者的罪名，只是影片理想化的藝術想象。

上述四重防線層層圍堵，織成了困住家暴受害者的社會之繭。正是這樣的困境，一步步將主人公徐敏逼上了絕境。影片雖然拼貼了諸多社會熱點案件，但其立意依然是展現女性在家暴問題中遭遇的諸多求救障礙。從結構層面來看，這一立意也確實得到了較為明晰的表述，為影片賦予豐富的社會內涵。

敘事輕“淺”：主次失當消解影片沖擊力

然而，立意精深并不能保證影片最終形態的盡善盡美。影片在敘事設計中的主次失當，使得本具爆點的故事未能爆發出應有的沖擊力，進而降格為社會新聞的膚淺挪用。

首先，影片雖然提供了展露女性家暴訴求困境的指向，但在劇情方面，卻沉溺于對家暴“暴力性”的一再申述，未能提供對該問題應有的社會反思，剝除了“爆點”問題的啟示性內核。同樣是討論女性維權的困境，電影《我不是潘金蓮》將重心放在了“污名化之后”，通過李雪蓮的維權之路展現社會體系存在的問題。而《我經過風暴》大部分聚焦徐敏遭遇的家庭暴力，通過對肢體暴力、語言暴力、跟蹤威脅等多種暴力場景的視聽表現，不斷提升影片的“恐怖”觀感，對于徐敏在擺脫家暴過程中遭遇的阻力卻著墨不足，最終使影片成為“遠離家暴男”的公益宣傳片。

其次，對家暴誘因的含混追訴，不斷弱化影片女性主義立場的正義性，未能完成影片價值理念的有力建構。作為表現女性遭遇家暴的作品，影片先天具有女性主義的色彩，本應從女性立場出發，對家暴進行強有力的譴責，構建獨立女性的身份認同和價值宣教。要實現這一目的，必然是要拆解家暴這一沖突核心的正當性。然而，影片雖然透露出原生家庭對陳均暴力行為的影響，但在沖突事件中，又一再通過陳均之口指出徐敏換工作后不顧家以及在商業應酬中與客戶交往失儀等行為，將家暴行為的發生與徐敏的職業行為掛鉤。這些行為雖然大部分屬于工作所迫，卻為施暴者陳均的暴力行為提供了道德和情感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觀眾的共情感召力。

最后，輔線敘事的全程崩潰，消解了主線敘事的合理性。影片以徐敏的遭遇和反抗家庭暴力為主線，律師李小萌的成長故事為輔線。兩條敘事線本應相輔相成，完成故事進程，然而錯漏百出的輔線敘事卻直接消解著主線敘事。面對離婚與否的選擇徐敏有過多次猶豫，這是符合家暴受害者的現實處境的。然而，作為律師的李小萌從頭到尾都未能理解同為女性的徐敏，而是一直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審看和批評徐敏，甚至直言徐敏離婚后重回家庭是對她們事業的背叛。為企業高管、職場精英的徐敏配備李小萌這樣全程“傻白甜”且缺乏專業素養的律師，無疑屬于導演的“強行降智”，并進一步促使觀眾懷疑主線設置的合理性。

近年來，國產影片日益關注現實問題，顯示出現實主義藝術傳統的強大生命力。《我經過風暴》雖有諸多不足，但其對家暴問題的直觀展現和討論，卻彰顯了新時代中國電影學派不斷介入現實的藝術勇氣。然而，如何以光影為媒，在整合現實的基礎上推動美好生活的暢想與構建，充分發揮電影藝術“以文化人”的社會功能，依然有待更為豐富的探索性實踐。（作者：南寧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杜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