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奧本海默》回顧了美國“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的生平，并著重講述他作為“曼哈頓工程”的總負責人，指揮制造出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可用于實戰的原子彈以及他在冷戰開始階段遭遇政治迫害的經歷。
通常來說，人物傳記片都是以歷史事件為經，以主角的人生經歷為緯，采用平鋪直敘的敘述方式。但有“好萊塢當代鬼才”之稱的導演諾蘭顯然不愿落入這樣的窠臼之中，而是選擇了雙線敘述和打亂時間軸的后現代表現方式。電影以奧本海默和他的政敵施特勞斯的雙重視角展開，為了加以區別，奧本海默視角的故事線采用彩色畫面，而施特勞斯的視角則采用黑白畫面，用最簡單直接的方式表明主角與反派之間的對立立場。與前衛的電影敘事手法相配合的是全膠片拍攝和實景拍攝取代電腦特效的獨特畫面質感，這給銀幕前的觀眾帶來了一種“身臨其境”的感受，既突顯了導演諾蘭對于電影視聽呈現的絕對掌控力，又展現了好萊塢電影工業高度成熟的執行力。
然而，相對于電影在形式上的精致唯美，其在思想內核上的淺薄同樣顯而易見——整部影片竭盡全力希望將“奧本海默”塑造成一個同時遭受內心煎熬與外在詆毀，并在堅持自身原則與對環境妥協間不斷搖擺，歷經反復“試煉”后，最終封神的“科學殉道者”。這樣的人物塑造確實增加了電影的藝術感染力，但其副作用也相當明顯，即在極力渲染奧本海默個人經歷悲劇性的同時，忽略乃至刻意隱匿了真正造成其人生悲劇的社會歷史動因。
歷史上的奧本海默雖出生于美國，但因其家族來自歐洲上流社會，從小便接受了完整的歐式教育。成年后，奧本海默在歐洲頂級大學接受了高等教育，年紀輕輕就成為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著名物理學家。回到美國后，他受聘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創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奧本海默理論物理學中心”，堪稱美國量子力學的拓荒者，僅此一項就足以令其名垂美國科學史。時至20世紀上半葉，伴隨著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對傳統的牛頓力學體系的顛覆，作為人類科學大廈奠基石的物理學正在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盡管當時理論科學的中心仍舊在“老歐洲”，但地處新大陸的美國正利用國力和技術的優勢，從實驗科學的領域努力追趕。影片中，奧本海默的大學“鄰居”——實驗物理學家、回旋加速器的發明人歐內斯特·勞倫斯，便可以看作是這一趨勢的具象代表。奧本海默的出身經歷，讓他天然成為了溝通老歐洲和新大陸科學界的橋梁。但也正是他身上濃厚的歐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與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基于清教倫理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產生了根本性沖突。這種文化沖突其實才是奧本海默人生悲劇的真正源頭。
影片將奧本海默與施特勞斯之間的沖突，歸結于施特勞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兩人間的私人恩怨。但在真實歷史中，兩人的沖突源于不同價值觀的對立。奧本海默基于歐洲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來形成的人本主義思想傳統，認為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是可以通過溝通交流，最終達成共識，而并非必須訴諸武力。而像施特勞斯這種從社會底層一路打拼而躋身上流社會的人，可以說是“美國夢”的生動實例，但也正因其復雜的人生經歷，使之很難對他人產生絕對的信任，行事風格內斂而敏感，在思想觀念上偏于保守，信奉實力至上。所以，在奧本海默看來，稱施特勞斯為“鞋販子”，指出其對同位素用途的錯誤認知，只是說出了事實，戲謔的語氣只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幽默。但是，對于施特勞斯來說，奧本海默正在利用其科學界的威望，試圖毀掉他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大好前程，因此他對奧本海默的“迫害”，只不過是一種正當防衛罷了。在更深的層面上，施特勞斯便是美國這個年輕“工業帝國”所信奉的極端實用主義哲學的具象化——為了達成目標（“制造原子彈”），可以對一個有“污點”的科學家委以重任，而一旦他喪失了利用價值，立即棄之如敝屣，并且毫無道德包袱。
不過，正如影片中所呈現的，奧本海默真正的痛苦并非來自外界的迫害打擊，而是因其“普羅米修斯化”后的矛盾心態。西方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本是泰坦神中的一員，出于對人類的憐憫，從神域中盜出圣火給人間帶來溫暖，并將各種原屬眾神的“神技”傳授給人類。這激怒了眾神之王宙斯，作為懲罰，將其禁錮在山巔之上，讓巨鷹每天啄食其肝臟。在現實中，西方科學家常常被媒體宣傳為當代的普羅米修斯。一些如今彪炳史冊的偉大科學家，生前并不屑于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公之于眾，僅作為滿足自身精神愉悅需求的一種消遣。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科研成果對技術進步的影響越發明顯，科學家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才得以提升。不過，隨著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往那種離群索居“孤島上的科學怪人”式科學研究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要獲得科學研究的重大突破，科學家就必須設法動用更多的社會資源，乃至舉國之力。僅靠科學家的聰明才智，而沒有美國的國家意志和超強國力配合，想要制造出原子彈也是天方夜譚。因而，如果奧本海默真的認為是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創造出了原子彈，并且因原子彈不受控制地被使用而受到良心譴責，那只能說他對人類歷史、對現實政治的認識過于幼稚，是一種小布爾喬亞式的無病呻吟。
回到電影本身，《奧本海默》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題材相似的國產電影《橫空出世》。客觀地說，若僅就電影技術和藝術表現力來看，《奧本海默》確實略勝一籌。但這種比較其實毫無意義。《橫空出世》是一部中國的主旋律影片，而《奧本海默》則是典型的好萊塢商業大片。兩者定位不同，自然帶來完全不同的呈現方式。更何況，當我們上升到思想層面，二者高下立判——《奧本海默》中的科學家是孤獨的，不為世人理解，但執意充當盜火者，為愚昧的世人展示神跡，普通人則淪為背景板；而《橫空出世》中，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是與國家意志和人民愿望緊密綁定的，他們放棄個人榮辱，投身于民族偉大復興的洪流之中。兩者折射的是當代中美兩國立國精神的根本不同。
當今的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關系正處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中。以往那種基于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敘事語境中建構出來的、所謂“科學無國界”“全球科學共同體”的神話正在破滅。另一方面，人類在基礎科學領域已有超過半個世紀，沒有再出現如20世紀上半葉那般突飛猛進式的革命性進展，科學發展給全人類帶來的發展紅利正趨于枯竭。究其根本，是因為“科學之樹”上的低垂果實已經被采摘殆盡，而要摘到高處的果實，就必須舉全人類之力，持續不斷地投入人力物力財力。要真正實現這一點，必須真正讓“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全人類的思想共識。對于當代中國的藝術工作者和科學傳播者來說，這是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而要達成這一目標，首先要在思想上堅定“四個自信”，在藝術創作上精益求精，在傳播方式上盡量貼近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只有真正把人民當作歷史的主人，將科學理論與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相結合，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民的福祉密切聯系起來，才能讓科學成為照亮人類前進方向的火炬。（作者：天津藝術職業學院副教授、天津市科普作家協會理事劉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