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有2-4部院線電影上映——這樣的工作效率放到整個電影市場來說都少有人能夠做到，但邱禮濤卻持續了多年。
自出道以來，邱禮濤一直保持著高產的創作頻率。已過花甲之年的他在去年有四部電影上映：《掃毒3:人在天涯》《暗殺風暴》《絕地追擊》《93國際列車大劫案：莫斯科行動》，而今年僅上半年就有《談判專家》和《海關戰線》兩部作品。
然而，這種創作熱情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在豆瓣的影人界面，邱禮濤的待映作品排得滿滿當當，足有十八部之多。
在保持創作熱情的同時，邱禮濤也保持著對內容創作的思考。從早年《伊波拉病毒》《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到現在《談判專家》《拆彈專家》，看似從低成本Cult片“地下導演”轉型成了動作商業大片主流導演，但在社會議題和人物塑造上，邱禮濤從未放棄過思考與觀察。
北上拍攝多年，邱禮濤對兩地的觀眾口味和市場變化有了更清楚的認知，他可以將場面設計的緊張刺激，也可以讓故事擁有更多的戲劇張力。在當下的電影市場，邱禮濤是最令觀眾和投資方放心的創作者。
不過，一直在商業電影里摸爬滾打多年的邱禮濤，少有踏入到電影節展的市場環節。在今年的FIRST，邱禮濤作為電影市場評委，真實觸碰到了迷茫的創作者以及具有創作力的項目作品，這些經歷都豐富了邱禮濤對當下電影市場的認知與理解。
在與毒眸的交流過程中，每每談及電影，邱禮濤始終敏銳、真誠、懇切。一直以來，外界都不理解邱禮濤“瘋狂”拍片背后的迫切感源自于哪里，如今才明白，唯有對電影的幾十年不曾動搖的熱愛才會如此。
毒眸：平時參加創投活動多不多？
邱禮濤：不多。其實電影市場活動平時都不太去，但是，FIRST還是大學生影像節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它了，它提供一些資源渠道給年輕人，幫助他們開始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作品，我覺得這挺有意思的。
毒眸：那你這次看到的創投劇本，有沒有存在一些普遍的問題呢？
邱禮濤：我覺得沒啥問題。主流的大眾化電影、個人表達的作者性電影，各個類型的作品都有，不會很單一。這跟之前我遇到的年輕人有些不一樣，那時候大家普遍想快點拍出片子來，拍文藝片，但現在蠻多樣化的。
毒眸：那你覺得創投項目中，比較商業的作品有沒有達到電影公司想去投資它的程度？
邱禮濤：作為一部電影來說，他們的劇本是OK的。但是從我個人經驗來看，文藝片想要呈現創作者的表達、審美，這些東西很難，但對于商業片來說，在技術上呈現更難，比如那些上千人的大場面。以我的作品《海關戰線》為例，雖然有人覺得不好看，但對電影工作者來說，整個電影的組織統籌、操作層面都是蠻復雜的，這一類電影我稱為“技術型商業片”，它是需要很多經驗的。
文藝片可能在構想的時候有些困難，但擺定鏡頭后，就可以拍，但是那些商業電影，需要非常純熟的技術要求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如果沒具備這個技術能力，除非投資方給你無限的投資去試錯，否則很難會順利，這就對新人挑戰比較大，可能要先試兩天，第三天才能正式拍，但是像我這樣有了幾十年經驗的人，到現場就可以直接拍。
毒眸：近些年香港電影出現了一些新導演，他們創作了質量不錯，和之前的港片風格不太一樣的作品，比如《年少日記》，你怎么看待這種趨勢風向？
邱禮濤：以前也有這樣的作品。全世界差不多會有一個大概的市場趨勢，當電影工業走下坡路的時候，市場上就會出現兩種現象：第一，投資方的投資減少，第二，明星會變少。
現在的日本片就沒什么大片，幾年才有一部大片，而且全部都是偏向寫實的、低成本的，三池崇史拍的也是低成本電影。
之前香港八十年代新浪潮，除了黑幫電影，就有很多寫實作品。比如，現在還在拍的許鞍華，拿三屆金像獎最佳導演的方育平，杜琪峰好久都沒拍片了……他們那時候都拍了很多寫實作品。
總的來說，寫實的作品拍攝成本低，除非一些特別情況，拍攝的服裝可以用自己的衣服，取景也可以就地取材，那時候全部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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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眸：你的劇本創作中，大多會加入一些有深度的社會議題，那現在還有哪些議題會讓你感到比較興奮？
邱禮濤：其實，大部分的社會議題都不會讓我興奮，更多是傷感。就是你要通過電影讓觀眾知道一個可憐的故事，而且要在悲傷之余去關心它。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關心又能怎么樣呢？我覺得不要這樣想，很多事情是需要累積的，不要覺得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當然，的確很渺小，但是你集中起來就可以很大。
只是，這幾年我拍主流商業片，不能太過主題先行地去講這些議題，如果太主題先行的話，可能就搞砸了，因為觀眾買票想看一部緊張刺激的電影，那動作片就應該把動作場景最大化地呈現。
社會議題和動作場面的結合其實很難拿捏的。從劇本階段就開始考慮，什么是“對的”，什么叫“大眾化”，其實有時真的不知道。創作者需要了解群眾，但是群眾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你怎么會知道呢？
毒眸：不同于一些作品中反派形象比較單薄，你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比較豐富立體，是怎么塑造這類角色的？
邱禮濤：生活中接觸到的附近的人，以及看到的一些新聞資訊。其實，大歷史、小歷史之中都是有很多故事的，然后從中把這些有意思的故事提取出來。當然，如果大歷史的故事放太多或者太集中了，就會讓作品變成一個歷史片，那怎么整合這些素材是創作者需要考慮的。
毒眸：感覺觀眾是喜歡看這些比較出色的反派的？
邱禮濤：如果你針對的是內地的觀眾，可能是因為這類角色之前比較少。
當然，某個類型角色太多的話，就會出問題。其實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某個類型片一成功，大家就一窩蜂，拍到死為止。比如說動作片有一輪熱潮，然后個個都來搞。迪士尼的漫威之前一年大概有20部左右吧，現在說從明年開始只拍三部了。
商業社會，殺雞取卵。
毒眸：拍攝電影時有沒有藝術上的追求？
邱禮濤：我不會用“商業”“藝術”這些形容詞來區分電影。像《黃土地》，大家可能覺得它靠近藝術片更多點，那《第二十條》其實也很商業了，但是它也講到了一些社會議題。像李安，他的拍攝手法比較商業，《斷背山》的節奏是商業的，但是電影也具備藝術性。
毒眸：一些導演提到，他們上了年紀后，反而越沒有欲望拍電影。
邱禮濤：我不代表其他的人。我覺得我沒理由現在的日子還在拍二十歲拍的東西了，我覺得如果你現在跟你二十年前沒有差別的話，其實有些悲哀，但如果你已經變的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這個就更悲哀了。
我說極端一點，現在很多年輕人，剛剛離開學校，多多少少想改變世界，但是二十年后你被世界給改變了，你認不出二十年前的自己了。
有些東西我不想拍，不是說這些項目不行。《愛在黎明破曉前》這種故事，你現在給我，我就不是很想拍，其實也可以拍，起碼不算抗拒，但如果從優先級的角度來說，我不會優先選它。
很多時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題材你想拍，另一種也不是說模仿，而是你很喜歡，甚至覺得驚為天人，那當你有機會拍戲的時候，你就會想那我拍一下那個戲，大部分的時候心態是這樣的。
毒眸：是否感覺現在作品會更取決于用哪些香港明星？
邱禮濤：現在內地觀眾看合拍片電影里翻來覆去就那幾個香港明星，但其實香港也有一些有知名度的演員，只是他們的知名度在內地并沒有傳播性。
現在那些有認知度的香港明星在內地可以有比較好的票房，如果想要滿足內地市場的票房需求，那就只能繼續這樣拍了，但是他們在歐美等其它地方是很少有人認識的。
毒眸：有沒有想過有什么方法來解決電影投資方的這種偏好呢？
邱禮濤：他們不會考慮這些，因為內地市場實在很大，連外國投資方都想進入這個市場。內地票房好，投資方已經覺得很好了。
一個現實是，中國的文化輸出，目前還有好久的路要走，如果你說要投資方有國際視野，他為什么要有國際視野呢？他們做生意已經很賺了，那些國際視野并不會有太多的投資回報。
北美、歐洲、澳大利亞之類的海外地區，那邊的觀眾，除非真的特別留意中國電影的人，大多數觀眾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導演，數來數去，還是張藝謀陳凱歌。
毒眸：感覺現在內地觀眾正在建立對香港年輕演員的認知，最近的《九龍城寨之圍城》那四個年輕人就得到了一定的關注。
邱禮濤：所以還是要有作品。
有些作品口碑好，但票房那么差，就是觀眾沒有入場。片方如果沒有大力宣傳，再加上又沒有內地觀眾認可的明星，那票房自然會低。不走運的話，口碑不行，票房又不好，那這樣的話，投資方就不會再跟，之后可能不會完全不投資，但是不會主力投資了。
我們剛剛說“跟風”的話題嘛，你得有很好的票房才會有人“跟風”。比如提出找盧鎮業拍一部電影，但是他上部戲只賣了幾千萬，投資方就會失去信心。那比如說《維和防暴隊》的主演，他的電影可以賣5個億，那就會被記住。
毒眸：現在在內地拍電影和以前相比，有沒有什么變化？
邱禮濤：經過這么多年，我普通話進步了很多，熟了之后容易跟大家溝通。九十年代拍的時候會慢一點，現在過了快二十年了，當時還是一個青年，當然現在也還不是很老。（笑）
我們起初來內地拍戲，在南方會比較快一些，因為當時有個電影工廠訓練了很多人香港人在那里工作，我們在北方就會比較慢，舉例來說，如果廣州是100，那北京就是20、30左右。但是現在經過大家很長時間的磨合，拍攝隊伍進步很大。
當然，現在內地電影規模變大，跟內地的創作者也合作多了，慢慢就會變得順利。其實，溝通不是主要問題，陌生的環境都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
毒眸：成本控制這塊是不是做得比以前更好了呢？
邱禮濤：九十年代千禧初的時候大陸就貴了很多，現在北京比香港還要貴，所以現在在北京拍的少了很多。投資方都計算過，現在內地拍電影的稅、勞務費等等都很貴，所以你說來內地拍電影貪便宜，不是這樣的。
毒眸：有沒有覺得這兩年預測觀眾的反應比以前更困難了呢？
邱禮濤：不是。疫情三年讓電影環境進入了真空狀態，人的生活習慣不同了，從正常獲取媒介的渠道來說，騰訊、愛奇藝、優酷的作品足夠豐富了，那會不會大眾看了這些作品后，他們的口味就轉變了呢？
劇集我就不說了，哪一部網大看的人最多呢？很多人覺得網絡電影很不堪，尤其那些影迷，但很可能網大作品實際上很受歡迎。很多時候大部分人沒搞明白一件事，就是網大是不差的。
內地還沒有成為一個大家都搶著涌入的市場的時候，有一部電影叫《跑馬地的月光》，當時它在香港上映的票房只有20萬。但是投資方立刻就要開下一部《月滿抱西環》，因為它的影碟當時賣了四十萬張，也就是說，其實有很多數據是大家不知道的。
毒眸：現在你會在電影上映后，去看觀眾的評價嗎？票房數字會影響你嗎？
邱禮濤：多多少少是有的，但沒有以前那么脆弱了。那你拍電影不一定要所有人都贊成的，這也太專橫了。
當然，作品出來被人罵也是有些不舒服的感覺，以前這種感受會更大一點，現在好了很多，因為現在的評論是很多的，我覺得可能很多是你根本不用理的東西。
一部電影可能上映一兩年之后的評論會真實一點，在上映的時候，那些評論真真假假你很難分辨得清。你電影中用到了明星，明星是有粉絲的，也有觀眾會不那么喜歡他，這市場上也有競爭對手、水軍之類的。
所以，看到那些評價，我不知道那個人是不是就在罵我，他看沒看過電影我都不知道，那我為什么要在乎他。可能無意間翻到評論的話，我會看看，但我不會專門找來看，因為那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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